今年春节期间，文博界的一条新闻引发业内外的强烈关注，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2.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卖的一件 “汉代黄玉梳妆台及玉凳”被专家判定是赝品。专家质疑，网友更是在网络上发言称该件拍品“造假不专业”，一时间这件拍卖品 “从凤凰变麻雀”，不仅成为近年来中国文博界又一大事件，也令中国文物鉴定与投资收藏领域再度凸显乱象。就在众口一词时，另一种声音在京沪两地的民间收藏家中流传开来，这个声音直指之前专家的所谓鉴定草率缺乏科学依据，并坚称这件拍品是难得一见的撼世珍品。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在北京找到这件传说中的 “天价玉器”，并试图揭开这“真假之辨”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

探访 民间收藏家称拍品价值起码翻十倍

　　“汉代黄玉梳妆台及玉凳拍出2.2亿”的消息通过媒体曝光后，不少专家与业内人士仅通过图片即判断该拍品是赝品。虽然之后中嘉国际表态拍品并未实际成交，但一件通过图片就能判定真假的拍品，还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昨天，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办公室内看到这件最终并未成交的拍品。仔细端详后，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2011年中国文物保护金奖获得者、上海民间收藏家张正荣等几位收藏家告诉记者，他们认为之前周南泉老师的判断没有错，这件梳妆台及玉凳确系出自汉代。

　　据悉，拍品于2010年10月在河北征集到，当时中嘉拍卖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南泉先生，对此拍品进行实物上手目鉴，认定为“汉代”，并出具鉴定证书。周南泉的鉴定证书这样记录：“造型罕见，有重要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几位收藏家表示，拍品应该是汉代时期贵族的陪葬器，并非实用器。汉代当时的丧葬文化已相当繁盛，人们的陪葬品非常丰富，皇族更甚。每个皇帝在继位伊始就要选择墓地，并开始制作陪葬品，厚葬之下，出现如此巧夺天工的陪葬器并非不可能。根据梳妆台及玉凳的制作工艺、造型特征以及玉石几千年埋于土下产生的次生现象判断，收藏家断定拍品应出自汉代。而从出土的地点来看，应该是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安徽一带。

　　姚政还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件梳妆台及玉凳不可能作假。大凡玉器仿作多见于小型或片雕，原因就是越小型的玉器越容易造假，越是大型的玉器，造假难度就越高。像这件黄玉梳妆台及玉凳尺寸为“台127.3×47.8cm，坐凳45×45×32cm”；重量为“台重265.2斤，坐凳重72.7斤”，算上制作玉器时的原材料消耗，没有1000多斤的黄玉原石，根本无法制作完成。如今市场上和田玉的价格相当昂贵，光是制作这件工艺品所需原材料的成本之高就令人咋舌，这还不算日趋昂贵的人力成本和市场风险。“曾经有人出一个亿，要我找厂家去做一件仿造品，可根本没有人愿意接这亏本买卖。你去问现在的玉雕大师，他们光是制作一块子冈牌动辄上万甚至于十几万，谁有这个魄力和勇气去接这样一个需要耗费无数时间和精力，必须用手工完成的玉器！ ”姚政表示，通过中嘉国际拍卖2.2亿其实根本不能算是天价，“齐白石一幅画值4.5个亿，他一生有1000多幅画，相比之下，如此罕见的玉器能值多少？保守估计，这件汉代黄玉梳妆台及玉凳的价值起码要翻十倍！ ”广交藏友 要积极参加收藏组织，参加收藏会所的学习，这是一条少走弯路的捷径。藏品想送拍一线拍行（北京翰海、北京保利等）可询一七六、三五0七、四四五六

现状 文物鉴定：高科技制假 低科技鉴定

　　就在几位民间收藏家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时，学术专家也并没有停止“证伪”的脚步。

　　据羊城晚报报道，北京资深古玉鉴赏家杜平表示，古玉鉴定其实非常简单，它不像字画、瓷器是人工做出来的，而是天然形成的矿物。这个“汉代玉凳”横跨好几个朝代，玉器却是同一种玉料、同一种沁色(指玉受土地所含其他物质的作用而产生的颜色变化)，显然就是假货。

　　“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作者、知名学者吴树认为“玉凳”必假无疑，“汉代等级森严，似这般大件物品，恐怕也是达官贵人所有，若是出土之物，势必为大墓之陪葬品。依据相关规定，拍卖公司的拍品预展前须经文物部门审核，真是出土之物的话，能通过审查？换句话说，文物部门已变相认定此拍品是普通工艺品而已！ ”

　　事实上，收藏界的“口水战”已绝非第一次，尤其是民间收藏和专家之间在文物鉴定方面意见经常出现分歧。这次的“汉代玉凳”为例，一方面民间收藏家认为，很多“专家”并没有通过科学严谨的态度，用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方法与手段，谨慎地对待自己没有看到过的事物，而是仅仅凭借图片就下判断称藏品为 “赝品”。“且不说发表意见的这几位所谓专家是否有发表意见的资格，本着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原则，对于你没见过的事物，你首先应该‘唯物’地去观察分析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看到过就说没有，这未免太自命不凡了。 ”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的几位收藏家不约而同地指出目前中国国字号专家存在“在其位不谋其职”的现象：“专家把控着权威，一味地打压民间的好东西，以至于民间藏品屡被证伪，这其中有利益的分歧，也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希望借此机会搏上位搏出名。 ”姚政说道。相比之下，自己拿着真金白银下血本收藏的民间收藏家在姚政的眼里更具钻研精神：“他们一开始也许会犯错，收了假的，但毕竟是自己赚来的钱，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水平，不会重蹈覆辙。 ”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缺乏民间与官方身份专家之间通畅对话的平台，我国文物鉴定业甚至被一些学者定性为 “已陷入万劫难复的困境”。援引媒体的报道称，在技术层面中国的文物鉴定问题严重，搞眼学的经常是滥竽充数；搞科技的水平低下。文物鉴定的现状为，高科技制假，低科技鉴定。一些国家有关科研部门，通常没有专门的鉴定仪器，都是借用相关门类的仪器。在职业道德层面，文物鉴定业同样问题严重。“一幅几百元的假画，可以被鉴定为价值几十万元的名画”，一些机构甘愿为客人做出虚假鉴定并收取高额鉴定费。

　　对此，民间收藏家纷纷提出建议，希望国家可以尽快地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鉴定文物的体系，以人眼和经验为主，以科学仪器为辅，确立行业规范和标准；与此同时展开民间和国字号专家之间的对话平台，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对藏品进行分析论证，尽可能地统一业内外的声音，以免不法之徒从中牟利或者从事违法勾当，更可防止中国五千年文明积累下来的旷世国宝流失海外。

　　■ 民间收藏家认为，很多 “专家”并没有通过科学严谨的态度，用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方法与手段，谨慎地对待自己没有看到过的事物，而是仅仅凭借图片就下判断称藏品为 “赝品”。

　　■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缺乏民间与官方身份专家之间通畅对话的平台，我国文物鉴定业甚至被一些学者定性为 “已陷入万劫难复的困境”。

争论一 家具历史

正方：汉代不可能有这样的梳妆台和凳子

　　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邵晓峰在看到几张玉凳的实物照片后，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他认为，汉代不可能有这样的梳妆台和凳子，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汉人的起居方式为“低坐”，即席地而坐，以席、几、床、榻为主要的生活器具。 “这种凳子属于‘高坐’，当时根本派不上用场。汉代确实也有类似于凳子的家具，但它不是让人休息的，而是用来摆东西的，叫几”。 “从图片上看，这套汉代梳妆台及玉凳很有可能是仿清代宫廷家具。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中国一直到唐宋时代，凳子才由外来民族的“胡床”演变而来，从那时开始中国人才有使用凳子的生活习惯。

反方：汉代的中国就已经有凳子

　　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调集了全国各地民间收藏家的私人藏品，向本报记者展示，希望能从中发现汉代甚至更早时候 “凳子”的“蛛丝马迹”，结果令他感到欣喜。

　　“事实证明，汉代的中国就已经有凳子了。 ”这其中就包括在去年评选的十大民间国宝中的“汉代黄玉雕鸿门宴”，其中的将帅就坐在了一把有靠背的椅子上；同样是2011年十大民间国宝之一的“汉代黄玉车马”，马车中的人也并非席地而坐，而是坐在椅子上。在姚政展示的另一件藏品“东汉白玉尊椅”更清晰体现了汉代玉器的工艺特征。

争论二 礼仪风俗

正方：汉代人以跪坐为合乎礼节的坐姿

　　湖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黄清敏表示，汉代人们以跪坐为合乎礼节的坐姿，还形成了一整套以跪坐坐姿为基础的礼仪制度。臀部坐着，双膝在身前屈起，足底着地的现代坐姿，古代时叫 “箕踞”，被认为极其不礼貌。

　　相传魏晋名士嵇康因为见权臣钟会时 “箕踞而坐”，结果钟会大怒，在司马昭面前打小报告，让嵇康丢了性命。所以，胡床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传播非常有限。胡床直到南北朝后的隋唐才开始普及，最终出现凳子和椅子。

反方：跪坐是要分场合的

　　姚政认为固然汉代有 “跪坐”的礼仪，不过却是要分场合的。 “那是在特殊的场合，会见特殊的人。在当时一些重要场合‘跪坐’的汉代人，不会在所有场合都跪坐，这在历史文献中同样没记录。 ”

　　相反，姚政认为，在当时条件情况下，尤其是在南方的湿冷气候环境中，无论跪坐或席地而坐都不符合热爱养生之道的中国人的现实需求。而凳子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与制作农具相比，制作一把凳子容易许多。不能因为有“跪坐”就否认凳子的存在。

争论三 衣着风格

正方：那时裤子只有裤筒没裤裆

　　在看了“天价玉凳”的照片后，也有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服装设计师表示，中国古时，裤子只有裤筒没有裤裆。汉代连裆裤从西域传入，但除士兵和劳工出于方便穿它外，上等人仍然只穿“开裆裤”。因此，虽然古时裤子只穿在里面，外面都会套着“裳”，但“高坐”的话仍然不雅。之后随着胡人文化的交融，隋唐时期连裆裤开始普及，椅凳这才有了“坐”的可能。

反方：当时已有穿“连裆裤”的习惯

　　姚政同样拿出了他的私人藏品，以此来反驳这个观点。汉代三星堆出土的玉雕伎俑生动地展现着当时的人们穿着“连裆裤”进行杂耍表演的场景。从广为人知的秦代兵马俑和汉代金缕玉衣上，也可以获知，当时无论是士兵或者是皇亲贵族都已经有穿着“连裆裤”的习惯，因此因为“开裆裤”而无法“高坐”凳子的提法，在姚政看来也是不成立的。

记者手记 科学精神与文化宽容

　　媒体并非文物鉴定机构，但对于上文中民间收藏家们与众不同的观点，我想说的是：我们欢迎更多不同的声音。

　　在与这些民间收藏家的短暂相处中，我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文物收藏的热衷甚至痴迷。对于任何一个正在从事一项工作或事业并有志于将他所有的身心都贡献于这项事业的人来说，他的想法与观点应该得到聆听与尊重。而通过文章传递给读者的这些想法与观点，更是希望能够令读者“兼听则明”，通过不同的视角与立场加以分析、总结，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判断，上文所承载的意义绝非是要将这样的观点强加给我们的读者。

　　总结而言，在关于“天价玉凳”真伪的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科学实践精神。现行的教育制度往往“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这让人们容易人云亦云，轻信权威的观点，放弃独立自我的思考。思考并非闭门造车，需要结合实践。这些民间收藏家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颇为深刻：“人们都说这个玩意儿叫古玩，但我们从来没有真的以‘玩玩就算’的心态来对待它。 ”在他们看来，想要有发言权，就必须首先“开始收藏”。如果家中无收藏，口中也就无专家。每一次收藏就是一次实践，配以严谨的考证态度，那么它就是一次科学的实践。通过如此历练，看待问题的开阔与深邃，必定是远高于照本宣科的。

　　其次是文化上的宽容。文物是文化的实物载体，在对待新发现的文物时，论证的起点究竟是真还是伪，代表了这个人的态度。在调查报道“天价玉凳“的同时，我的脑海里同时闪现出韩寒与方舟子的骂战。这两个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真相已经退居次要，相反在尊重每个人都有发表观点的权利的同时，质疑总显得比坚持来得容易。一旦以质疑一切的态度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就有可能是泥沙俱下，也有可能是错杀无辜。如果本着宽容的原则，在做科学实践调查前不轻下判断，不仅眼中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也是对文化本身一种维护的态度。尤其之于中国的文物收藏，恐怕只有这样的态度，才对得起五千年文明的博大精深。

事件始末 ■起始

　　2012年1月27日，北京《法制晚报》以“汉代‘造’玉凳 拍出2.2亿”为题发表记者署名文章，引发这场文博界的轩然大波。文章中提到，2011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是“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含坐凳)”，成交价2.2亿元。但就是这套被拍卖公司说成是 “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却被很多网民嘲笑为“作假不专业”：大家纷纷指出，按照一般的历史常识，汉代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当时还没发明凳子！教授、服装设计师纷纷发表观点，证明这件最贵玉器就是一件赝品。

　　同时，《法制晚报》通过采访还了解到参与拍卖的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有拍卖 “假古董”的前科。 2008年12月25日，一位刘先生以25万余元的价格从中嘉公司拍得7件瓷器和1件玉器，后经鉴定发现拍品全部为现代或当代仿品。虽然最终中嘉国际被判败诉，但中嘉公司就是不肯退钱。2010年11月4日，执行法官赶到当天由中嘉公司举办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的现场，向中嘉公司的领导发出最后通牒，对方这才给了钱。

　　■聚焦

　　《法制晚报》报道被全国各大媒体疯传。在该事件中有两个话题颇为引人注目。首先是该“奇闻”中牵扯了几位故宫老专家。其中一位专家叫周南泉，现年76岁，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宝玉石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艺术品投资》栏目玉器类首席专家。中嘉国际的副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老师给它下过结论，说是汉代的。周老与同行之间也有分歧，但我们认为，周南泉对玉器的认识，远比外面的伪专家厉害。 ”但周南泉之后并未对本事件做出任何回应。

　　另外，天价玉器拍卖的过程也引发媒体的无数猜测。有媒体质疑明显作假的拍品仍拍出2.2亿元的天价，买家并非“人傻钱多”，而是有通过自买自卖“洗钱”及准备骗贷的嫌疑。

　　■进展

　　之后有媒体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获悉，创下2.2亿元拍卖纪录的被怀疑为赝品的玉凳，事实上并未最终成交。北京中嘉国际黄建军对媒体表示，“2011年1月9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古玉雅集’专场拍卖会上，经多次竞价，366号竞拍者最终以2.2亿元的价格拍得此物。 ”记者调查发现，366号竞拍者张某以2.2亿元的价格与中嘉国际签订买受协议，佣金比例为12%。但直到现在该拍品也没实际交割，买受人当时所缴纳的3万元保证金已作违约金处理，拍品也依然在委托人处。竞拍者张某对媒体表示，他替老板在“古玉雅集”专场拍卖会上以2.2亿元拍得“汉代玉凳”，之后老板的资金没到位，所以没有成交。

　　按照有关规定，文物拍卖前要报批文物管理部门，文物完成拍卖后要向文物管理部门上报。据介绍，北京市文物局此前给“古玉雅集”拍卖会文物拍品审核的批复中表示，拍卖公司须在拍卖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将已拍卖文物记录的备案材料以书面形式上报。因该玉凳未成交，故并未向北京市文物局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