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随遇而安》

   


        我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拿起书架上的书翻一翻。觉得“开卷有益”这个词说的还是很中肯的。我书架上的书其实也不多。小小的书架,这些书也是我多年积攒下来的。有文学的、有现代的、有民国的、历史的、古典的,还有烹饪的、股票金融的等,还有一些学习资料,都是历年积累的没舍得扔掉,就一直在那放着。

          有时候翻书也是没有目的的翻。早上吃过了早饭,没有出门。随便拿起一本在电脑桌上放的《汪曾祺经典选集》。这是文学大师经典文集里面的一本。收录了很多汪曾祺的经典作品。在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汪曾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以前学习的时候,只是从课文里面偶尔的认识有这么一个人,并没有太详细的去了解。只知道他是被称为“中国最后的诗人”,仅此而已。他的这本选集呢,我也是无意中在书摊上发现的。买回来之后,看了几次。以前有一篇介绍植物的,说到枸杞,写的平淡自然,寥寥数语,篇幅极短,仿佛就像两个人唠家常一样。初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有点儿白开水的感觉,但是读完之后呢,就感觉像一壶好茶,越是去咂摸越觉得有味。那次读完之后呢,觉得枸杞不错,我还买了几颗枸杞种在花盆里,直到现在还在窗台上放着呢,长得也还可以。

            这次我读的是有一篇叫《随遇而安》的随笔,所谓的随笔,我认为也就是随性而写呗,写写人生的感悟之类,文章写的清淡自然,娓娓道来,毫无雕饰之感。也许这就是诗人跟普通写手的区别吧。文章的主要叙事脉络其实是写了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因为一些言论,被认定为思想问题,开始受到比较温和的批判,1958年又上升为措辞激烈的批判,甚至上升到右派的程度,结论是定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子岭进行劳动改造。1959年、1960年宣布摘掉右派的帽子,结束劳动改造。1962年重新回到单位进行工作,1966年之后又被张贴大字报,直到1979年被平反,彻底摘掉右派的帽子,前后20年的时间,被运动折磨和跟很多文人一样的遭遇。文章写于1991年1月。

          文章写的平淡、清新、自然,没有愤怒、没有责骂、没有抱怨,只有娓娓道来的叙述,就像一位老人喃喃自语,又像一位战士在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似乎当年的腥风血雨跟他没有关系一般。在20年的运动中被批判被斗争,仿佛他描写好像并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完全把自己写的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没有强烈的指责,没有喋喋不休,有的只是平静的反思与回忆,甚至在他笔下繁重的劳动也成为了诗的一种。不能写文章就画画。借着劳动的名义培养各种爱好,从文章里你能看出先生的博学多才,写字画画行文作诗都是一把好手,而且在字里行间很少看到生僻的字词语句,反倒是一些初读极其平常的语言,而表达的情感却是极富诗意的。也许这就是所谓大道无形了,大巧若拙吧!

          那个年代。很多文人可能都受到了不同的冲击,又不局限于文人,各行各业的人可能都逃不掉时代的冲击。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挺过那段特殊的岁月。很多人受不了那样的屈辱,挺不住一波又一波的无休止的批斗,过早的结束了生命。读过很多同时代的作家写的作品,巴金、钱钟书、杨绛、穆旦、痖弦等等,各有各自的特点,但大多都是写的极其克制,不知道再过许多年,人们反思当年,又会作何感想。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只是从别人的文学作品里来看来解读,也是没有发言权的。

        作为二十年苦难生活的结束终结。作者的体悟“随遇而安”四个字。体现了人生的豁达平和的同时。又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呢?有多少人没有挺过那段日子呢?恐怕没人说得清!


          引用文章里面两个小段:

(跟前人一起追忆那段特殊的时光)

(之一)“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所规定的。”

    (划了右派居然是因为人数不够,补上去的。。。)


(之二)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二十年了!”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我觉得他的应对跟杨绛先生在文章里所写的到是很有相似之处。”

        (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两个人不同的感悟,其实体现了大多数人在那个时代处境的缩影。)


      (之三)“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这一段说的极其平淡,可是文字里又藏着多少心酸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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