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结缘，谓之书缘。

      我与书结缘是在幼儿时期，接触的书既不是传统的纸质书，当然也不可能是现在的电子书，而是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这还得从我的爷爷说起，爷爷有一台收音机，他无论是出门还是在家，必定随身携带着他心爱的收音机，每天准时收听评书。听评书和带孙女是爷爷雷打不动的“差事”，一来二往我也慢慢喜欢上了评书里的故事。懵懵懂懂中认识了一代巾幅花木兰，替父从军击败外敌；听到了满门忠烈杨家将，四代人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故事；还有烽火连天的三国，有英明神勇的关羽、爱民如子的刘备、神机妙算的孔明……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最喜欢引用杜甫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鼓励我们学习，还常常转化为自己的白话一遍遍给我们警示：写作文没有捷径，唯有多读书、读好书，最后才能读书好。只可惜，那时图书资源非常匮乏，一所千人的乡镇中学没有一个图书馆，也没有图书角，唯一可以“索取”课外知识的地方就是阅报栏。那里有《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一到下课，阅报栏前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们只为能从橱窗里密密麻麻的小黑字里了解外面的世界，读到诗和远方。我在报纸上看到欧洲爆发了波黑战争，看到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一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投入运行，看到了第一位亚洲人中国长跑健将王军霞登上了杰西·欧文斯年度领奖台，看到了经科学家确认陆地上最深的峡谷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看到了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在新疆塔城考察工作时因公殉职……

      图书馆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是在大学时期。第一次去图书馆，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在眼里的是新奇，藏在心头的是窃喜，附着在身体上的是拘束。图书馆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门口的平面分布图就像一幅宝藏图，指引着我走遍了新旧图书馆共八层楼的每一类图书区。大学四年，我的绝大部分课余时间不是如痴如醉地泡在图书馆，就是如饥似渴地在宿舍啃着借来的书，周末的晚上还常常“加餐”，宿舍熄灯后我就抱着书去楼道里“借光”，眼睛也是在那时开始近视。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我浅尝过各类小说、历史、散文和诗歌。我也吞食过一些经典作品，像百看不厌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再如长篇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犹如中国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罢心中涌起一股浴火重生、否极泰来、一往无前的阵阵波澜：还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带着沉重的心情进入，揣着憎恨的情绪穿越，最后好似春风吹醒枯木般走出阴霾迎来了新的春天。我还咀嚼过毛泽东诗词，这不仅仅是一首首磅礴的诗篇，还是一幅幅宏伟的画卷，一代伟人将领袖者的风范、革命家的豪情和艺术家的浪漫融汇在诗词中，“恰同学少年”的胸襟和抱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和信念，“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魄和无畏，还有非凡人所为地用浪漫点化古诗，李白惆怅地感慨“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毛主席豪情吟诵“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李贺怨愤“衰来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毛主席推陈出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表明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的哲学道理。

      走上工作岗位，我一如既往地保持读书的习惯，只是读书的喜好更加广泛，翻阅了一些心理学书籍，陪孩子阅读儿童读物，基本每周都要带孩子去图书馆。除了去图书馆，我们也买书藏书，三口人每年都会不定期为自己购书，科普类、历史类、文学类、专业类书籍摆满了书架，床上、桌子上、沙发上、甚至卫生间也常常散落着书本，我们各取所需，乐在其中。孩子沉浸在各类侦探小说中，喜欢把侦探场景描述给大人，希望大人能推理出事情的原委，并不是每次大人都能还原故事，成功“破案”，但交流的过程却足以让彼此享受，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思考和启迪。我们在陪孩子读名著、学历史、讲科普时，孩子随意地躺在身旁，一起享受这温暖而恬静的一刻，文字中流淌出的真善美滋润着心灵。这两年因为工作岗位的变化，专业跨度较大，也常常在先生的帮助和推荐下有针对性地翻阅专业类书籍，希望能弥补专业短板。

      与书结缘，是人生一大乐趣。读书，不知不觉也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