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影《二十二》，我想起个典故。

唐末黄巢叛乱，平定之后，黄巢的家人及众妾被送到成都。唐僖宗亲自问话：你们可都是显贵人家的女子，世受国恩，为什么要跟随贼寇啊？站在前面的一位女子说：“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资治通鉴-唐纪》）大意就是说，贼寇作乱，大唐有百万军队，却不能固守祖庙，朝廷流落到巴蜀一带，现在陛下却责备一个女子为什么不能抗拒贼寇，你让朝中文武大臣的脸往哪搁？唐僖宗语塞，之后就把她们全杀了。临刑时只有这个女子神态坦然。

且不提这个女子绝顶漂亮的回击，只说这类事情本身，一旦男人靠不住了，女人就得遭殃了。国破家亡，民众遭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每个人都活在历史当中，也总被历史裹挟，但不幸的是，有些人活在历史的冲突期，然后被历史无情的裹挟，如战争冲突中的那些受害者。而其中，又有些人，虽然是普通人，却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遭到更大的伤害，比如这些“慰安妇”受害者。

遭受的极端伤害，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阴影，她们一生背负着噩梦，这种噩梦会永远萦绕在心头。也许他们只想平静的过日子，但是又由不得自己，曾经遭害，之后也会有人来寻找你、关注你、了解你、甚至帮助你。作为民族的后辈，他们有责任和义务这么做，甚至通过宣传这些事情而去警醒同胞、激励后人。

但对于每个受伤害的个体来说，这就是一次次揭开伤疤，很多老人讲着讲着就说不想说了，伤心，然后掉泪。即便是不说出来，难道这就不是揭开伤疤么？她们只是不说，但她们知道采访者想问什么，知道自己不说的是什么，知道自己想起了什么，知道这些人出现是为了什么，这都是在揭伤疤。

我对电影制作者表示最大的尊重，因为纪录片是最难做的，因为要的是真实，而真实往往是残酷的。甚至你架起摄像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残酷的，因为你拍他们就是在异化他们，你的行为表示，他们在你眼里是特殊的，你认为他们和你不一样。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在白人入侵后，人口迅速锐减，然后灭绝。而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人死后则直接被送进了博物馆，甚至还被各处巡展。他们彻底被异化了，被特殊化了。

当然我更加同情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她们的经历让她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独善其身，遭受巨大的伤害，之后无论后人怎么做，似乎都在伤害他们。无人问津，艰苦度日，这是民族后辈们的不对，但经常帮助和慰问，似乎也不太妥，因为这就是一次次揭伤疤，她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才这么做，你同情她们，你可怜她们，你异化她们。

片子播出的时候，采访中有过半的老人已经去世了，所以早不是二十二了。很多说法都用“仅剩”等字样，相关报道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是遗憾。但看到屏幕上显示的生卒年，看到他们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居然有些宽慰。我觉得去世并不是遗憾，生老病死，世间常情，尤其对八九十岁的人来说，更是正常现象。而对她们，也许更是一种解脱。

人总有去世的一天，你无法让所有见证和经历过历史的人永存。所以，说“遗憾”，更是另外一种心绪，比如希望更多地从生者那记录历史，更多地采集证据，然后控告日本政府，让日本政府道歉，为她们讨回公道。片子里的一个记录者也提到这点。

这是一种诉求，但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如此，就像那句话：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日本政府死活不认，你认为需要多少证据才足够逼他们低头？他们低头是不是有那么重要？伤害那么深，道歉有什么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后辈的警醒。日本对中国的罪恶，罄竹难书，不够的是我们自己的重视度。装睡的人只有拿锥子戳他，他才会醒来，叫是没用的。

常说寻找历史真相，但这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说的，这是物化了经历了历史的当局者。如果站在当局者的角度呢，当局者有什么责任非要告诉你真相，告诉你真相，然后让自己再次遍体鳞伤？一个个体，他有不讲话的权利。

纪录片很难得，尤其拍这种片子会面对不小的压力和争议。当然，我还是觉得可以的话，不要过于异化她们，把她们特殊化，如果她们不愿意，就不要再聚焦她们了。幸存几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安心度过最后的日子。对后辈来说，把这种民族伤害正经当回事儿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