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地图就不像是混沌不堪的破布片了。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基本情况，尤其是随着Google地图一类的即时图景，这个世界的秘密就被剥离的只剩下人们的大脑了。美国人阿尔文·托夫勒早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就已经大胆预言未来的人类世界，应该是产生新人性格的世界。这其实也符合我们的文学家们所一再肯定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正因为一代与一代人的不同，世界才会如此精彩，而每一代人也才会有如此丰富的代际记忆。能连接未来世界和现在世界的共同点，就是去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与古人的对话，我们并不需要理解记诵古人的道德文章，但仍然可以去认知那些穿越时间的文字。文字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与古人在智识上的共同点。同样的，对于现在的我们这些70后、80后的人来说，现在的90后、00后对电子世界的理解和痴迷也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而他们自出生以来就几乎浸淫在一个到处都是网络的时代。寻找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许正是我们慢慢接近未来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一个文明用品一旦被发明出来，要想消亡它，基本只能等待新的替代品。而另一种可能更普遍的情况，是完全替代旧品的新替代并未发生，而同代共存才可能是更为真实的图景。今天的网络也是如此。

网络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交际方式，可以让人们在不改变物理空间的条件下，实现即时性的交流。既然空间变得不重要了，那么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围绕空间而改变自己的行动，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宅”的问题。具体到人的性别，就是“宅男”和“宅女”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挖掘“宅男”的问题，这大概要从1980年代的日本开始。正如19世纪以来的中文词汇受日语影响的史实，1980年代的日本科幻片《超时空要塞》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人的语言转换。这部动画片中有“御宅族”一词，指的是沉溺于动画、漫画、游戏的超级发烧友。也就是所谓的“ACG”（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人群。随着日本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沉溺于动画、漫画、电玩的少年和青年也就多了起来，他们成为所谓“宅男”的最初人群。在成年人眼中，沉溺于动漫、游戏，是断无成才之理的。不过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这倒是一种新的研究信号，也可以说是预测未来人类行为走向的一项指标。

事实上，电脑发明出来后，能代替电脑的就是移动的、可携带的智能设备，将来能替代这些智能设备的，也一定是更为便捷的电子装置。说人发明了机器，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成为机器的附庸。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我们每天不得不围绕在各种电子设备左右，通过这些电子设备接收信息，也发送信息，以电子为娱乐，也以娱乐为生命。其实，所谓的电子人，大概就是这样的每天都离不开电子的人，而不是简单的将电子设备移植到人体的人。现在有很多青年属于重度电子设备依赖者，这也是个问题。把自己封闭起来，固然失去了与现实中人的交流，但在虚拟的空间中，谁又能说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的呢？他们只是需要大脑而已，建造他们之间才能理解的语言，已然成为他们的使命。现在不断流行的一波波网络用语，其实也正是这种不断崛起、波动如潮一样的网民对语言的通俗化。

不同于日本式的颓废，在中国，宅男又不只是ACG，因为现在的网络内容更为丰富，网民的兴趣点也就更为多元。有很多人围绕在电脑前，看电视剧、电影，听音乐，浏览网页，发帖子，这让网络空间俨然成为一种舆论，进而成为一种代表青年人的政治力量。比如现在的美国大选，候选人尽管已经是中年人，但在吸引青年人的招数上丝毫不会懈怠。先别管胜负如何，两家互相对垒的总统竞选团队都在建网站，开twitter，上视频，每一个环节都毫不含糊。这其实也在以一种更为平面化的公民政治来吸引、拉拢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实现最终为自己加分的诉求。因为政治是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而网络又是最为民主、平等的公共交际工具，这自然也就成为技术支持社会变革的一项明证。技术改变社会，但技术却又很难改变人性。就像我们看到的许多以网络诈骗为营的人，这样的人在以前网络不发达的时代是断不可能有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出现，也要依赖网络技术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以至可以挑战人性的弱点。其实想开了，也就明白了。诈骗的起因和目的，无非都是以人性的弱点为前提的，如果人没有那些有关恐惧与贪婪的意念，那自然也不会产生各种以恐惧与贪婪为因果关系的骗局。所以，修心仍是每一代人所不可避免的成长。

地理空间的天然设置，阻碍了人的族际交往。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人类史上确实是一个问题。就像所有等待发明的交通工具一样，宇宙间的航行现在也仍是一个问题。其原因无非也就是空间的距离过于遥远，以人类的交通工具实在是无法抵达。好在我们在地球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相距千里、万里的人，也能通过网络结识，这样，“宅男”的范畴又包括了众多的不以ACG为内容的网民。但对适应非固定工作场所的人来说，宅在某个地方，也许也是一种必要的工作方式。比如我们看到在某个工作室工作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设计师，他们都有安静的理由，也都在没人注意到的寂寞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们并不需要耕耘在广阔的土地上，大脑就是他们的国土。这又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未来的族际竞争，可能并不只是局限在基本的地理区域的竞争，就像我们现在仍然熟悉的领土、领海纠纷，未来的竞争也将扩大到对人的大脑的争夺。对大脑的争夺自古有之，只是相对未来的争夺，这种趋势将只会更快、更猛。一个脑力工作者甚至不需要固定的属于一个社会组织，就像我们看到的各种兼职工作的人，他们将不只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而是在更多的工作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我们在将来一代的青年人中间，将会看到更多的兼职者，而不是如我们父辈那样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干，或者一辈子尽管换了几次工作单位，但工作内容基本差不多的地方。而这一切的指向未来的工作场所，都将会越来越集中在人的大脑中，也就是在他们“宅”着的位置中。这样的宅男，一直在一个地方坐着，好像什么都没看，但他已经参与了很多次的智慧与财物分配，就像我们最初所意识到的电子游戏者，他们只是端坐游戏台，在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可他们的大脑里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杀戮。所以，在这里，所谓“宅”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人的生产的问题，具体的说，就是生产什么样的人，以及由人的大脑生产什么样的东西的问题。教育也就因此变得更为重要了。不断强化的高知学习和不断立志的终生学习，将会成为每一个岌岌可危的前进者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这似乎又将形成一个死循环。因为教育最终是要为了人的提高，而人的提高又是为了人大脑的开发，而大脑的开发反过来又要让人更多的利用大脑，而利用大脑又不得不更长时间的宅起来。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但又是螺旋式的改变。可能更为坦率的现实，就是“宅”将会成为所有脑力劳动者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全部，这也正是未来的一种来临。正如罗振宇所提到的，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尚未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