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领域里，马克斯·韦伯是个绕不过去的坎，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他的主要学术研究理论集中在宗教方面，对中国、印度、基督教都有很深的研究。其中《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最为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也是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成就著作。他对宗教的看法与经济的演进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指向了李约瑟难题，但不至于此，韦伯探索的问题更为深刻。
在韦伯的著作中，除了从宗教的视角研究之外，还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去阐释现代社会的运行，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著作中，宗教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政治理论、经济方法、文化问题等学科理论。但较之于这些学科理论，他更强调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回到李约瑟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和印度不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为什么科学发展、艺术发展、政治发展或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和印度不能同样地走上西方所独有的理性化道路呢？他的回答是西方文化中的独特的理性主义。在西方这些科学领域的发展，都在依据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标进行理性化，在各个理性化程度不一样的情况下，呈现出他们的差异性。
在理性主义的发展下，西方发展了独有的对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这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在其它地方也存在过但未成形。理性的工业组织是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的，而不是与政治和非理性的投机获利挂钩，这个是从市场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还应具备另外两个特征，否则他的发展也无从谈起；
第一个特征是生意与家庭的分离，这一点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首要的地位；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理性的簿计方式。
在韦伯的研究中，发现在所有的高级职业或企业领袖中基本是新教教徒，这个主要是归于家族财富的继承和原始资本积累，但是在新教改革的过程中，新教教徒不论他们是身处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他们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他们都体现了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这个跟我们现实中信仰宗教不同，我们信仰宗教，总是认为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桃花源般的美好世界，在中世纪的天主教或其它教的教徒们，会重视美好的理想世界，和宣扬禁欲主义，正是这些因素的指引使他们对现世的美好无动于衷，但是新教教徒已经发展了他们的理性主义。
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得到了认可，但是在两百年前，还是受传统主义的压迫的，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精神是被当作最低级的贪婪和一种缺乏自尊的态度而遭到排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即使是在两百年前提出“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深圳这个地方，才确立了这一观念。然而，这种贪婪哲学的特质看上去好像正是那些有信誉又诚实的人的理想，尤其表现为一种观念，那就是个人有责任增长他自己的资本，并将资本增长视作最终的目的。在富兰克林那里，美德就是赚取利润，诚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诚信可以在商业交往中带来利润。恰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在经济社会里，一个人要是缺少信誉，他必会被信誉所背叛。
把追逐个人利润最大化和资本运作参透到各个方面，作为上帝赋予的天职，富兰克林把资本主义提升到伦理的高度，对于那些还未介入到或者说还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坏境的社会群体来说，他们依旧排斥这一观念。当传统的手工业经济失去竞争优势，自由经济得到了发展，这一观念才逐步得到接受。
当今社会在理性的政治制度体系下，资本主义精神可以纯粹地理解为一种适应制度的产物，也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精神不需要像新教改革那样的宗教势力的推动了。理性主义作为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严格计算的基础上把经济行为理性化，由远见和谨慎引领个人走向经济收获。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作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韦伯整本著作都在论述理性化的能力，理性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在另一位哲学家哈耶克那里，却认为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接着讨论。
参考资料：
1，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