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一个秋天，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天色已晚，过度的疲劳，使得父亲连上炕吃饭都无精打采。
妈妈端上饭菜，窝头、红薯、还有一盘熬干豆角。这在当时就是很不错的伙食。
父亲慢慢的吃饭，商量着未来要怎么打土坯，打算再盖上两间房子，因为马上就要迎来第三个孩子了，一间房子有点小，吃喝拉撒腾挪不开。妈妈喝着粥，连连应和着，桌上的小油灯把两个人的身影映在窗户上。
一片祥和的气氛里，挺着大肚子的妈妈拿出来给父亲织的毛背心在父亲背上比量着大小，马上就要收边了，今年的冬天父亲不用再担心胃疼了。两个人规划着未来生活的模式，正说着话呢，外面一片嘈杂传来，随即，门被人砸的咣咣响，母亲惊慌的不知所措，父亲摆摆手，示意母亲别出声，自己去开门。
门刚一打开，门外的一群戴红箍的人闯进来，不由分说就是一顿乱翻乱砸，把家里的藏书扔的到处都是。最后，父亲被带走了，理由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一天，是父亲在家吃的最后一顿团圆饭。随后的日子，就是去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去了。
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的艰难可想而知。冬天来了，母亲送来了棉衣，每逢周日，必要带上家里蒸的干粮和自己晒的五香茄子干（我们当地叫茄子包）步行15公里，去看望父亲，从不落下。其实，母亲在家里为了节省粮食，每天都是熬一锅粥，就着咸菜喝粥当饭，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粮食，保障父亲的身体需求。一晃，三年过去了，母亲患了严重的肾病，但是为了让父亲安心，自己把生病的事情压在心里，她怕给父亲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因为她爱父亲，不想让他为自己担忧。
终于等到了一九七八年，父亲的冤案被上级追查，十二年的劳改终于平反了，然而，等父亲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病的很严重了，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日夜守护着，寸步不离。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后，母亲去世了，临终前，把自己的一只戒指摘下来，交给父亲，说让他好好生活，娶个对他好的媳妇，这戒指就算定亲礼物，夜里，母亲去世，享年三十八岁。从此，父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生活，再也没有续娶！一直活到了九十三岁，每天下午雷打不动的做一件事，那就是拿着那枚戒指，坐在窗前，捏着戒指圈，一个人喃喃自语的跟戒指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