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1928年的这个夜晚，蒙帕纳斯大街灯火辉煌。在蒙帕纳斯的一个酒吧里，西蒙娜·德·波伏娃抛开了传统教育带来的最后一丝束缚，她找到了自由。
在波伏娃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自由的呼声从一位女性的嘴里喊出，可见反响非同一般。她不仅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等级制度表现出反叛，甚至要求应当“给予女人与男人一样的自由和相同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在和波伏娃有过接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无不被她身上散发出的激情和特立独行的作风所吸引，这其中也包括了让-保罗·萨特。这个和她有着同样深沉而狂热的激情的男人，鼓励她要“坚持对文学的爱好，对生活的热情、好奇心以及写作的意愿”。正是这种激情以及和他们生命同样持久的“精神上的情投意合”促使他们投入到各自未来的创作中。
波伏娃选择了自由和萨特，就放弃了女人在传统社会里所扮演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寄言海狸》的那些信件里，讲述了波伏娃和萨特之间构建起来的是一种多么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从未在一起生活过，住在各自的寓所或旅馆里，拥有很强的独立性。每天会一起写作和吃午饭，见朋友，甚至知道彼此所有的“第三者们”，对此他们也从不隐瞒。
这些在这两人生命中被称之为偶然爱情的关系，曾经有几段也相当的激烈和刻骨铭心，但仍无法动摇他们之间的盟约。对于波伏娃来说，“思想是高于爱情的”，即便放弃艾格林的爱情让她一度心碎到难以恢复，但与萨特之间互为彼此的人格依附却是她精神上的永恒诉求。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处于境遇限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中，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去亲身体验，并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自我的构建。正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带领波伏娃走上了她期盼已久的道路，并开始实施一种从萨特的存在主义中归纳出的新道德观。
波伏娃整个青年时期都专注于获取知识和锻炼表达能力，并从密切关注周围人的命运中积累写作素材，从她和萨特的作品里，都不难发现他们“朋友们”的影子。除此之外，波伏娃总是花费不少时间在独自旅行的途中，她喜欢在一次次挑战徒步极限的快感中体会身心的自由，在穿越了阿尔卑斯的那些山脉之后再跟萨特在意大利呆上一段时间。
波伏娃认为，女人与男人相反，她们很少加入某个团体：运动俱乐部，工会，政党......她们一盘散沙似的经历着相同的境遇。在《疲惫的女人》中，她说正因为女人对家庭的“牺牲”，她才依赖她的丈夫和孩子，并最终变成他们的负担。女人不曾尝试发展自己的人格，她无所作为，也没有任何力量来同困难作斗争。
长期以来，女人在所有人中受到最深重的压迫。社会在她周围筑起了墙，而她把这些墙内化在了自己的意识中，并发展成了一种自卑感。所以，即便现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起波伏娃的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却未完全消除，因为自卑才会容易以爱情的名义主动放弃对自我的探索。
这种状况几乎同样发生在女同性恋身上。除了跨性别者和伪同性恋者对异性恋生活模式的心理需求外，一部分女同性恋者也会自然选择“男女”角色的生活模式，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往往或多或少具有男性崇拜情结，她们更喜欢与玩得好的伙伴称兄道弟，沿用男人的一套行事风格和对女人的态度来要求自己。这部分女同和跨性别恋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对自身生理上的不认同，而前者是在意识形态上受无形的“父系制度”的影响，并把这种制度内化在了自己的意识中。
除了伪同性恋和双性恋以外，而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她们天生就喜欢恋爱。即使是那些完全可以靠自己独立生活的女性，也往往更喜欢不需要太过努力便能拥有一切，这其中有种出乎意料的神奇的乐趣，和一些异性恋女人在男人身上获得存在感的心理是相似的。
所有的女人也许都有点同性恋倾向。女人比男人更能激起人的情欲......她们更漂亮，更温柔，皮肤更让人觉得舒服，总而言之她们更有魅力。
在同性恋爱关系中的女性，也只有对自身女性魅力的认同和感到自信才可能不会在单一的阴阳模式中寻找存在感，而能从女性特质本身得到满足。相比之下，男同性恋之间从彼此身上获得的精神快感和支撑就更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