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因一人被世人所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因一人而名传天下。此人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的第一代国君,钱镠。杭州市内有一座钱王祠,巍然矗立于西子湖畔。临安的太庙山,有一座钱王陵,是浙江现存唯一的帝王陵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钱王祠始建于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后来在2002年开始重建,重建的钱王祠与柳浪闻莺公园融为一体,变成了旅游胜地。
其实对钱镠此人,后世褒贬不一,史书中记载颇有争议。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下,杭州从五代开始富庶、繁盛,还曾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为何只有钱镠的纪念祠、塑像被屡次修葺,为何只有钱镠能享有身后荣耀,钱氏族人受人尊敬,绵延千年?
保境安民
钱镠的伟大之处,是在五代乱世,采用了“保境安民”的政策。他知道东南吴越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并没有实力入主中原。因此,“保境安民”是上上之策,避免军事战争才能使百姓安乐。并且给子孙立下遗训,“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在他在位期间,兴修水利,修筑海塘,疏河浚湖,数十年后,吴越之地气象更新。
钱镠是私盐贩子起家。唐末的私盐贩子绝对有几把刷子。像王仙芝、黄巢,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当时,盐业是由官方专卖的,为了控制盐业的税收。唐末的盐价一直在飙升,盐的零售价要高于产地价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卖盐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聚集到盐上,利之所在,人之所趋。于是私盐贩子队伍急剧扩大。虽然朝廷严禁贩卖私盐,对私盐贩子处以重刑,但也无法禁止。随着官军围剿追捕,私盐贩子也组成了一个个武装队伍进行反抗。钱镠也拥有了一定的跟随者和影响力。后来黄巢起义造反,钱镠投军,参与镇压黄巢军,因能力出众任镇海节度使,割据苏南与两浙。待朱温建立后梁,受封为吴越王。
钱镠属下认为朱温是篡国之贼,不能接受封赏,应该兴军北伐。但钱镠却认为,对朱温顺从,是一种策略。当时吴越周边强邻围绕,淮南虎视眈眈,即使富裕,但无力出兵中原。若是不向朱温称臣,容易腹背受敌,无法保住疆域。而战火一旦燃起,百姓必遭荼毒。因此,即使在之后的岁月里,中原战火纷飞,吴越却少了很多战争杀戮,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都受益于钱鏐的审时度势及不为权欲所驱使的心态。
陌上花开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钱镠夫人有次回娘家,待得有点久。钱镠本想写信催促夫人快些回来,但一日走出宫门,见西湖堤岸已桃红柳绿,花开甚好,便在书信中写下了这一句。其实钱镠文化水平不高,但这九个字,在平淡的语句中蕴含着浓浓的情义。这段故事从此被传为佳话。
苏东坡曾去临安采集民风,听到陌上花的民歌,写下三首《陌上花》诗,其引曰:“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夫人)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百年功过
《旧五代史》记载,钱镠在杭州近四十年,极尽奢华富贵。钱塘江海涛逼近州城,钱镠大力役使民工徒吏,开凿石块填江砌堤,又铲平了江中的罗刹石,修起亭台楼榭,拓宽外城周围三十里。也说他晚年荒唐任性,但从唐到后梁及后唐,贡奉朝廷没有中断,所以朝中也因此善待他。
《新五代史》指责吴越国赋税沉重、重敛其民。
这两本史书对钱镠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但能看出评价偏负面。赋税重可能是事实,但这些赋税收入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是自己奢靡还是用之于民?
赋税收入主要用在了关系民生的基础建设上。一,筑堤围海。910年,海潮为患,钱镠动员大批劳力,在钱塘江沿岸筑起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捍海石塘。可防海水泛滥侵蚀杭城,原先的盐碱滩涂,也渐变为良田。石塘有蓄水作用,同时使江边农田获灌溉之利。二,开辟海路。钱镠凿平钱塘江里的石滩,开辟海路,促进了浙江海运的发展。还与日本和暹罗等国建立了通商关系。除了海路,也大力发展杭州城内交通。
数十年后,杭州城变得“邑屋繁会,江山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钱镠看着此情此景,却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
除了奢华的描述,《旧五代史》还提到钱镠曾以一句诗要人性命。钱镠在当节度使的时候曾制造过“文字狱”,有位诗人献上了一首诗,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就被杀了。但是,钱镠会反省自己,越年长,钱镠的性格变得越平和,“爱人下士,留心理道,数十年间,时甚归美。”
钱镠的优势在于他能反省自己,愿意改变自己的缺点。在关系民生的大事上非常清醒,百姓生活富足,生产得到发展。他也非常豁达,百年功过任人评说。
在百姓看来,想必是功大于过。钱镠的保境安民政策使得吴越变得鼎盛。所以在杭州,钱镠的纪念祠被屡次修葺,钱王享有身后荣耀,受人尊敬。可以说,因为他,杭州才有机会成为今日的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