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隐士、处士（古时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大多头戴方巾，就是以黑色纱罗制成的便帽，其形四角皆方。

“元末三高士”之一的杨维祯，曾经头戴此巾参见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询问此巾之名，杨维祯为了取悦他，就轻轻拍了拍龙屁：“此四方平定巾也。”

杨维祯也是被吓的。

在朱元璋以前，士大夫阶层“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

但朱元璋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拒绝与新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所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不合作就杀你的头，抄你的家。

杨维祯在洪武初年，曾经婉辞了朱元璋的征召，而且为了躲避官府逼迫，一溜烟往家乡跑，追兵撵上来，他急中生智，故意将附近的“紫阳宫”念成了“柴汤官”，唬弄了过去。

但他仅坚持到洪武三年，终于无奈赴京，也就有了这番对答。

朱元璋对杨维祯的“做低伏小”很受用，认为他还算识趣，就诏布天下，复制此巾“尽冠之”——大家都不要戴其他款式的头巾了，全都带四方平定巾。

不过，杨维祯还是坚持了“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的个人原则，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就是不想做官。

他留在南京过了110天，便请求退休回家。朱元璋也网开一面，放了他一马。

四方平定巾流行到明末，已经变得十分高大，民间常用“头顶一个书橱”来形容。

清朝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载：“（明人）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俱戴四角方巾。 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

简单点说，就是官员以及后备官员都带各种款式的方巾，是属于士林的一个身份标志，没人敢于冒充。

非士林而莫敢服方巾的“禁令”，到清兵入关宣告解除。

清初有刻传书籍《姚氏纪事编》，作者乃上海世家子，所记自崇祯元年至康熙三十六年事。

其中，述明清之交服饰之变：“明季服色俱有等级，乡绅举贡秀才俱戴巾，百姓俱戴帽……今概用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佣工贱役与现任官员一体乱戴。”又“红缨向用于马鞍辔上及梅条枪头，今人人用以饰帽矣。海獭骚鼠海螺皮之类人人用以制冠矣。”

纵使“夷狄之有君”，以“服妖”而取代“服其服”，亦不免令读书人愤愤而意难平矣。

巾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像是用带子“│”系的一块下垂的布“冂”。巾的用途，就是用于装饰头部。

从夏朝开始，服饰就具有了“明尊卑、别贵贱”的功能；至商立国，开始出现正式的冠服制度。所以，巾，亦无例外承载了区分等级的功能——庶民、奴隶可着帽，贵族方可着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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