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会渗入到我们的思维中。
对那些正在享受自己的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胜利的西德人（Schwarz&others，1987）或者刚看完一部温馨电影的澳大利亚人（Forgans&Moylan，1987）来说，人们似乎个个都是热心肠，生活简直好极了。
在1990年阿拉巴马和奥本的一场橄榄球赛后（而非赛前），获胜的阿拉巴马球迷与心情郁闷的奥本球迷相比，前者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低，潜在的破坏性也更小（Schweitzei&others，1992）。
在愉悦情绪的感染下，世界显得更友好，做决定似乎也很简单，人们也更乐意回忆那些好消息（Johnson&Tversky，1983；Isen&Means，1983；Stone&Glass，1986）。
而如果心情阴郁低落的话，思维将会转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
摘下玫瑰色的眼镜，换上深色的眼镜。
这时，坏心情将会启动我们对消极事件的记忆（Bower，1987；Johnson&Magaro，1987）。
我们的人际关系变质了，我们的自我意像骤然下降，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变黯淡了，别人的行为看起来似乎更包含恶意了（Brown&Taylor，1986；Mayer&Salovey，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