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曹保平执导，根据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改编的悬疑电影《烈日灼心》（The Dead End，2015）无疑是当年国内电影市场上令人瞩目的一部作品，也被誉为国产类型片中的典范之作。由于《烈日灼心》对人性复杂的揭示、对命运冲突的展示十分到位，电影上映后便掀起了一阵有关电影主题、人物悲剧命运的讨论热潮。而其对小说的改编策略则被关注得较少。从整体而言，《烈日灼心》是忠实于原著的。这不仅体现在情节与人物关系上，基本都没有对《太阳黑子》中的设定进行改动，还体现在风格上，电影选择了福建沿海一带为拍摄地，在色调质感方面将原著中的潮湿、压抑之感处理得较好，而海边的日光也以“灼心”姿态表达了人们内心对法律与道德底线的敬畏。一言以蔽之，《烈日灼心》是一部对小说具有较高完成度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对原著进行了百分之百的还原，电影有与小说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与更为迫切的商业诉求。从《烈日灼心》最后取得的艺术与票房上的双重成功来看，其改编策略是值得电影人借鉴的。
一、对大众共鸣的唤起
电影是一门大众艺术。改编自小说的电影除了需要保证原著的艺术性之外，还需要取得艺术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观众的认同，在情节上尽可能地唤起大众的共鸣而非排斥。
《烈日灼心》电影对小说改动得最为明显的地方便是改变了辛小丰等三人“杀人凶手”身份的定位。在原著中，辛小丰、陈比觉和杨自道三个人就是灭门惨案的真凶。13年前，还是中学生的他们因一念之差犯下大错，不仅被害者一家失去了五条生命，辛小丰三人的人生轨迹也被彻底改写。原本有可能考上大学的陈比觉与辛小丰双双落榜，三人只能从事出租车司机、渔民和协警这样的底层工作，一来是学历所限，二来则是希望将自己尽可能地隐藏于芸芸众生之中。
然而这样一来就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小说之中并没有交代辛小丰三人当时的杀人动机，三人的杀人行为更像是激情杀人，这无疑不利于观众对后续剧情的理解。电影要么给予三人一个犯罪的动机，要么干脆化解兄弟三人的罪孽；第二，曹保平认为，电影作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其叙事有必要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大众的接受尺度。如果这一惨案确实为辛小丰三人所为，那么其后来的“赎罪”行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观众是很难对这三人产生同情的，而只会将三人视为作为正面人物的伊谷春的对立面。而作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大制作，观众在道德判断上能否接受主人公无疑是电影人要谨慎对待的，因此为了避免观众对辛小丰三人反感而厌恶，从接手电影伊始，曹保平就十分坚决地认定“三人有罪”这一基础是需要动摇的。而从演员遴选的角度来说，三兄弟合适的扮演者明显已过而立之年的外貌也无法解释他们在七年前，已经心智成熟的二十余岁时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错事。而考虑到票房号召力和演技的需求，选择更为年轻的演员也并不现实。
因此，在电影中，曹保平安排了一个“第四人”的角色，也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在辛小丰强奸了被害者一家的女孩，导致女孩心脏病突发猝死之后，三人仓皇逃离现场。真凶随后进入现场，杀死被害者全家潜逃。直到辛小丰和杨自道被执行注射死刑，陈比觉跳海自杀后，真凶才被抓并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换言之，辛小丰的过错是强奸并过失致人死亡，而陈比觉和杨自道则属于非法入室，是辛小丰的帮凶，并对辛小丰有包庇之举。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三个人很大程度上是罪不至死的；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三人也没有杀死无辜者的主观恶意。然而他们却先后主动选择了死亡，并且如果不是真凶落网，三人的“冤情”将有可能永不见天日。而辛小丰等三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说出自己没有杀人的真相，而是不愿意苟活于世。七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早已消磨掉了三人的求生欲望，加之三人无法面对自己被投入监狱后，长大的小女孩尾巴来看望他们时的情景，因此自愿成为“真凶”。
这样一来，首先兄弟三人的形象得到了升华，其“赎罪”更能够为大众接受，三人用了七年及生命去偿还的“罪孽”实际上并没有观众所预料的深重，而真正犯下大错的“第四人”却平静地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对警察侃侃而谈，似乎还对自己的犯罪十分得意，一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害死被害人一家，也害死了辛小丰三人的样子，两种对罪恶的态度的强烈对比更容易唤起大众对辛小丰三人的惋惜与同情。其次，电影在最后无疑增加了一个具有颠覆效果的反转性的情节，突破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在之前的叙事中，观众几乎都认定了辛小丰等人就是真凶，却没有料到三人蒙冤而死，这对于观众的震撼力无疑是要超过延续原著设定的，电影也因此而增加了“新黑色电影”的意味。在其他国产悬疑片，如《白日焰火》（Black Coal， Thin Ice，2014）等电影中，这样的反转情节在其中也得到广泛运用。而这样的改动也无疑使电影有“警方办错案”之嫌，无疑是电影在当前审查制度下为艺术做出的一次冒险。
二、对人物情感和关系的简化
由于叙事容量和节奏的限制，电影有必要对小说中的人物数量、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进行一定的简化。
首先，《烈日灼心》简化了对出场角色的刻画，如房东卓生发、小狗哈修等在电影中或是没出现，或是以无名氏出现的。卓生发在小说中不仅是作为伊谷春破案的突破口出现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兄弟三人的参照性角色。兄弟三人游离于极端的大恶和大善中，而卓生发则虽不大奸大恶，却也不断进行令人作呕的违法活动（窃听他人隐私来满足自己的窥视欲），他代表了芸芸众生之中常见的、平庸、自私自利的“小恶”之人。而电影则对房东一笔带过，从而突出伊谷春在破案方面的神奇直觉。 其次是简化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在原著中，小女孩尾巴实际上是与案件本身无关的，她是陈比觉姐姐收养的弃婴，在陈比觉姐姐和姐夫去世之后由辛小丰三人收养。而在电影中，尾巴被直接设定为受害女孩的私生子。这样一来，三人赎罪的情感就得到了简化，并且从剧情上也更为直接地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尾巴的心脏病正是来自于母亲的遗传，她的母亲当年因辛小丰的强暴心脏病突发而死，所以兄弟三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治好尾巴这一顽疾，避免她重蹈母亲的厄运；第二，三人宁可被冤判死刑也不肯为自己辩护也正是因为感到尾巴正在逐渐长大，必然会有一天知道真相，届时因为知道三个养父直接或间接地害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尾巴与三人的感情一定会产生裂隙，因此他们选择了沉默。
最后是简化了人物情感发生的过程。在小说和原著中都有伊谷春妹妹伊谷夏与杨自道之间的感情线。然而这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却是大相径庭的，伊谷夏是一个年轻的富家女孩，正在被父母逼迫相亲；而杨自道则是在心中隐藏着巨大秘密的，没有可能成立家庭的出租车司机。在小说中，两人的关系发展是较符合现实的，他们没有一见钟情，而是在吵吵闹闹的相处之中不断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而伊谷夏作为警察的妹妹也早已猜到了杨自道三人正是哥哥追逐的“猎物”，然而出于对杨自道的爱，她不断想出办法来迷惑警察，并愿意和杨自道亡命天涯。而在电影中，由于时长的限制，伊谷夏与杨自道之间的感情无法慢慢铺开，便改为杨自道在开车过程中见义勇为，这导致了本来就崇拜英雄哥哥的伊谷夏对杨自道一见倾心；而伊谷夏为了在哥哥面前掩护杨自道所做的诸多手脚，电影中也几乎全部删除，只保留了伊谷夏假装哭诉说三人都是同性恋这一点。这样一来，伊谷夏的形象便单薄了许多，但是电影的主线是猫鼠游戏，主角是作为“猫鼠”双方的伊谷春与辛小丰，因此做出这样的割舍是有必要的。
三、对社会文化的迎合
电影向某一类社会文化进行靠拢，无疑能增进电影的讨论热度，为电影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对象。同性恋问题尽管并不属于“主流”文化，但是它正在被热议，社会对于同性恋话题也逐渐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太阳黑子》中原本就安排了有关同性恋的段落，但是仅仅是作为辛小丰尝试脱罪的一种方式存在的。而在电影中，主创们则有意放大了这一点，并且在戏中戏外都表明了自己对同性之间情感的态度，如曹保平和饰演辛小丰的邓超都表示邓超自己和饰演伊谷春的段奕宏在生活中也彼此相爱，段奕宏则表示伊谷春与辛小丰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警察和协警之间的关系等。
在原著中，辛小丰意识到自己被伊谷春怀疑之后，为了摆脱嫌疑而去了一个同性恋酒吧，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台湾老板，被辛小丰称为“树林里”的台湾老板因为喜欢辛小丰而不断缠着他，两人发生了关系，并且“树林里”一直主动给辛小丰钱，辛小丰得以用钱给尾巴看病。原本已经对辛小丰起疑的伊谷春在一个巧合中看到了“树林里”发给辛小丰的示爱短信后，果然误以为辛小丰是同性恋，一度打消了对辛小丰的猜疑。而在电影中，辛小丰与台湾老板认识的过程则显得更为戏剧化，辛小丰的形象也更为高大。台湾老板的同性恋男友因为忍受不了世俗的眼光而跳楼自杀，前去处理此事的辛小丰遇见了悲痛欲绝的台湾老板，台湾老板也一跃而下准备追随自己的爱人，辛小丰奋不顾身地冲到阳台拉住了他，两人由此结缘。辛小丰发现对方喜欢上自己之后，决定将计就计，让对方开车来警察局接自己去酒庄，给伊谷春营造自己是同性恋的假象。这样一来，一来由于伊谷春本身也认识台湾老板，因此辛小丰与他的交往便显得不那么刻意；二来辛小丰舍己救人的行为不仅符合这一人物一直拼命做好事的设定，同时也让台湾人喜欢上他更为自然。伊谷春原本以为辛小丰与台湾老板交往仅仅是因为缺钱，于是又主动给辛小丰钱，辛小丰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不得不让伊谷春看见两人在亲热，震惊的伊谷春在平复情绪后马上温和地安慰辛小丰：“你的取向是你的私事，我不会过问，你不要有负担。”这种对于同性恋明确表示尊重的，具有正面意义的情节在当下的国产电影中是不多见的。而伊谷春多次与辛小丰的单独相处中，又似有若无地流露出超乎同事关系的情感，这就使伊谷春一直站在警察职责与私人情感的冲突之中，他最终将辛小丰绳之以法也就具有更强的悲剧性。这些改编无疑使原著中的“假扮同性恋”情节显得更为顺畅自然，同时伊谷春与辛小丰的形象也都得到了提升，无疑使电影在同性恋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人们一再呼吁关注同性恋者权益的今天得到了更多关注。
可以说，《烈日灼心》是一个具有时代意味的作品，它专注于表现当下“罪与罚”、情与法的主题，电影艺术需要的戏剧冲突与小说原有的深刻内涵无一缺少；电影也是对现行审查制度的一次妥协之中的挑战。在电影中，可以看出主创人员为了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和克服电影诸多限制做出的努力。《太阳黑子》与脱胎于其中的《烈日灼心》完全可以被当成一个窥见当代电影环境特性的文化范本，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将小说成功影像化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