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非常通透的话：“人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不交朋友，不走亲戚，不出远门，不串邻居，不参加活动，不接受打扰，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不用讨好谁，不用迁就谁，不用解释什么，不用证明什么，无所事事的话着，享受绝对的悠闲，彻底的放松，就抵达了生命的最高境界。”
四川师范大学有一栋两层的旧办公楼。楼里住的都是年轻单身教员，因为太破、太旧，楼下只有一间公共厕所，一个个陆续搬走了。
只剩一个老头，从1956年起就住在二楼，一住半个多世纪。他没有冰箱，一盅米饭搁在凉水盆里存着。九十多岁了还拄拐杖走一段路、坐一段公交，去东大街买叶子烟。学生们以为他是老校工。他叫杜道生，文字学、音韵学、古文学家，钱穆的弟子，一辈子没出过几本书，被叫作“活字典”。
1956年，杜道生调入刚刚成立的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校把中文系办公楼二楼的几间屋子分给他住。后来年轻教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嫌楼太破，全搬出去了。杜道生没搬。他住了半个多世纪。
他的屋子没有冰箱，从来不主动看电视。一盅米饭搁在凉水盆里，凉水一天换几次，就这么存着。学生去他家探望，看到那盆凉水泡着的米饭，很意外。他不解释，也不觉得需要解释。
他在墙上打了几个洞，把三间互不相通的屋子连起来。一间做卧室，另外两间全做了书房。书和手稿越堆越多，最后连窗台上都放着。他没有书架，就用纸袋和纸箱摞着。他的家看起来乱七八糟，可他知道每一沓手稿在哪里。
杜道生有两个嗜好。一个是酒，一个是烟。酒不追求价格包装，最爱别家酿的老白干和包谷酒。学生去看他，带上一斤两斤，他高兴。
烟就讲究了。不抽香烟，只抽叶子烟，而且只认市区东大街一家铺面裹的烟叶。川师大离东大街不算近，他晚年独居的时候，常常拄着拐杖走一段路，再坐一段公交车，去东大街买烟。
九十多岁的人，公交车上晃来晃去，他不在乎。买完烟，原路回来。这件事没有人替他做，他也不让别人替。
一位川师大毕业二十多年的学生回忆，每天中午和黄昏，在校园里都能看到一位老人。身穿打着补丁的蓝布中山服，戴着黑边圆框眼镜，一把白胡子，一手拄拐杖，一手提着竹篮，步履蹒跚地去打饭。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老校工，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家。
学生们想帮他料理生活，他坚决拒绝。他的房间不许别人动。学生只好在他偶尔同意下，帮忙打开水、打饭。他有四世同堂的家人，有学生，有同事，可他选择一个人住在那栋破楼里。不是没人管他，是他不让管。
上世纪70年代，杜道生打听到妻儿还在人世，向有关部门提出与妻子团聚。可妻子已经改嫁，有了新的家庭。他想了很久，最后做了一个决定：退出。让原来的一家重聚。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从那以后，他真正成了一个人。没有老伴，没有儿女在身边。以读书、教书为乐。
他活到了101岁。93岁以前，他最骄傲的事是“一生只住过一次院”。他吃得很简单，穿得很简单，住得很简单。可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和手稿。有学生来问学，他可以从早聊到晚，兴趣不减。没有人来，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间旧办公室里，翻开书，拿起笔。外面的世界换了多少茬，他不关心。他的世界里只有那些字。
杜道生住在废弃办公楼里，用凉水存饭，抽东大街的叶子烟，穿打补丁的中山服，提竹篮去食堂打饭。他不交朋友，不走亲戚，不出远门，不串邻居，不参加活动，不接受打扰。他有家人，但选择一个人住。他有学生，但不让学生动他的房间。他有名声，但不出书、不露面、不证明什么。
他把自己还给了自己。他不需要冰箱，不需要电视，不需要新衣服，不需要别人的照顾。他只需要一间旧屋子、几本书、一支笔、一包叶子烟。他活了101岁，在那栋破楼里住了半个多世纪。那个提着竹篮去打饭的老人，比任何一位坐在讲台上的教授，都更早地抵达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