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作业。

《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Ronald H.Coase, 1982)是科斯在第三届G. Warren Nutter政治经济学讲座上的讲稿，后被收录于文集《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Ronald HarryCoase, 1995)中。在文中科斯与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Friedman,1953)中的观点针锋相对。弗里德曼认为理论应该由它想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加以检验，而科斯则提出理论应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这两种判断标准的冲突给了我思考的空间，下面我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双方的观点，再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得出我的一点浅陋之见。

1  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认为，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发展出一种“理论”或者“假说”，该理论或者假说能导出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的正确、有意义的预测。(Friedman,1953)一个理论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种“语言”，另一部分是一系列假说的“载体”。

所谓“语言”即是一套词语体系，或者说逻辑系统。评价“语言”这个部分时有两个维度。一是逻辑上的评价，它的内在逻辑是否自洽，它的定义是否清晰明确，它的分类是否详尽，等等。二是事实上的评价，看这套词语体系在现实中有没有有意义的对应物。如果缺乏有意义的对应物，或者对应关系模糊，那么显然这套理论只是个观念中的花瓶而已。

评价假说的“载体”的方式则是通过评价其预测能力。只有事实证据才能证明该理论对或错，或者说，有效而暂时被接受，还是无效而暂时“拒绝”。当然，在这里“证明”这一说法并不严谨。弗里德曼也接受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事实永远不能证明一个理论，理论只能由相反的事实来证否。因此选择理论时，经受过多次预测-检验的理论具有更高的可信性。

而对于预测效力相似的多个理论，弗里德曼倾向于通过“简洁性”与“成效性”两个指标来选择。

总结一下以上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弗里德曼青睐的理论要有较强的预测效力，满足了预测能力后再通过理论自身的“简洁性”、“成效性”来取舍，而理论的解释效力并没有在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中占有一席之地。

科斯的观点则正与之相反。

2  科斯的观点

科斯关于选择理论的主要观点便是那篇《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Ronald H.Coase, 1982)，这篇演讲稿开篇便向弗里德曼提出了反对意见，提出经济学家关注的理论应该是能更好的帮助人洞悉体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他认为，面对“能够很好的预测但不能提高我们对体系的洞察”的理论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但预测效果很差”的理论，我们应该毅然选择后者。因为后者“最终能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

一言以蔽之，科斯看重理论的解释效力。

科斯批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实际上却是规范理论而非实证理论。它是在指导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而并没有谈及事实上经济学家的选择。与此相反，科斯举了3个事例，从实证上论证他的观点。

一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LSE）有关“价格与生产”的演讲。这演讲并没有做出什么预测，但由于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大萧条，哈耶克的理论征服了LSE的大多数老师和学生；

二是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初期遭到了“未经事实验证的批评”，但由于其“似乎触及了经济体系运行的实质且易于理解”，迅速大为流行引起了一次经济学大革命；

三是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两本书同样没经过实证的验证，但两本书被广泛地接受认可，几乎已经成了“经济学家的共识”。

三个事例表现的理论交替的过程，都并没有按照弗里德曼期望的预测、实证的过程进行，而都是从理论上说服了经济学家接受他们的观点。科斯将这三个案例归纳外推，认为这三个案例足以代表大部分理论选择的过程。他更是提出：如果坚持按照弗里德曼的标准进行理论的选择，这将使科学活动陷于瘫痪。

在后文中，科斯进一步论述了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采用弗里德曼式标准的不可行性。将预测-验证机制引入经济学研究会有以下问题：

一、检验经济学理论的难度很大，机会很少；

二、检验经济学理论成本很高；

三、存在观察者效应：用不同的工具观察同个现象能得到迥异的结论；

综上，科斯得出，在事实上经济学家应该更重视理论的解释效力，而非预测效力。

3  我的思考

3.1 科斯的问题

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理科生，我难以接受科斯的观点。

在进一步讨论前，我们首先明确下，什么是科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Robert Root-Bernstein从前人的科学哲学著作中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四套标准。(Root-Bernstein,1984)其中在经验上，它得满足4条标准：

1)      存在可被检验的预测；

2)      在实际上已有了被证实的预测；

3)      结果可被重复；

4)      对辨别数据的真实与否有客观标准；

法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说 ：“任何科学的基本条件是存在规则性 , 对于这些规则性 , 人们能够分析与预测。天体力学是这种情况 ,许多经济现象也是这样的 。事实上 ,通过对它们进行彻底分析,其规则性得以展示。经济现象中的规则性与物理科学中的规则性一样明显。这就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 也是该门科学基于与物理学同样的普遍原则和方法 。”(潘天群, 2001a)

这些判断标准与实证经济学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正在于它能够经得起实证的推敲与检验。

反观科斯提出的方法论：以理论的解释能力来判断是否科学，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3.1.1 判断标准带有极大的主观性

所谓“帮助我们更好地洞悉体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么？没有。那到底什么叫做“更好地理解”？这只能由经济学家们凭各自对经济体系的理解进行“自由心证”了。科斯同样也说不清楚。他在评价凯恩斯理论时，说的是“似乎触及了经济体系运行的实质且易于理解”。他还是只能小心翼翼地加上“似乎”两个字。

我连经济学的皮毛都没了解，不敢妄自议论经济学家的能力。但如果理论的选择是由经济学家主观判断得到的，出于对经济系统复杂性的敬畏，我怀疑人类不借助实证凭空从系统中抽象出理论体系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这套理论预测能力受限，那我更相信这套理论并没有做到很好地解释体系，它很可能在抽象过程中漏掉了某些关键变量。

如果科学是凭科学家的主观判断进行的，那它跟宗教有何区别？通过这种标准选择的理论，更像是一种“经济学家的信念”，而不是实证的科学理论。

按照这种逻辑，我同样可以相信世界是由飞天面条神创造的。一切学科，经济学、数学、心理学的终极答案就在福音书The gospel of the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Henderson,2010)里，福音能够解释一切，信仰飞天面条神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洞悉体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Ronald H.Coase, 1982)，我没法给出实证的证据，也没法做出精准的预测，因为飞天拉面神向世人隐藏着自己。但飞天面条神教“最终能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Ronald H.Coase, 1982)。

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界主流都是接纳了没有实证证据的凯恩斯理论，而飞天面条神在宗教界却还没那么受待见的——一定要做比喻的话，基督教可能更合适。

3.1.2 规范理论却采用实证分析

用事实来论证应该，这就是科斯犯的另一个问题，他用“实证分析”代替了“规范分析”。

他批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用的是规范分析，这没有批评到点子上——“经济学家应该怎么做选择”，这本身就是规范分析领域的问题。恰恰错的是他，在讨论规范理论时用了实证分析的路子。

他论证“我们更应该重视理论的解释能力”时，并没有论证这种判断标准更具有价值，他的观点总结下来是这样的：

1)      近代经济学家都是这样做的；

2)      采用预测-验证的方法成本太高；

3)      预测-验证的方法事实上不可行；

综上，因此不能采用预测效力评价，而应该采用解释效力进行评价。

这逻辑是有缺陷的。根据以上3点，我们只能论证出“实际上我们没法采用理论的预测效力评价，只能采用解释效力进行评价”。

综上，科斯的态度并非是严谨的科学的态度。

3.2 事实的选择

在批评完科斯后，我又不得不承认，科斯是对的。

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整个经济系统，要想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中获得实证，的确难以实现。

其一是经济系统本身无法进行预测。一方面，经济系统是一个混沌系统，微小的输入量变化会对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另一方面，经济学理论与经济事实之间有难以消解的相互作用。经济学理论做出的预测本身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作用于经济系统，该系统便会进行自我调节，导致了预测的失效。(潘天群, 2001b)

其二是经济学的预测难以检验。是经济学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只能通过观察现有经济系统进行准实验。由于准实验中有太多的无关变量，很难在结果中将它们的影响精确的排除掉，排除手法、样本选择的不同也导致了结果的迥异，这就导致了邓·帕廷金所说的，耶鲁大学的实证博士论文证明货币政策重要，而同时芝加哥大学出论文证明财政政策重要。(Patinkin,2013)

这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社会科学的通病。法学界对于“死刑在实证上能否减少犯罪率”这一问题同样众说纷纭，社会心理学对“留守儿童的自尊是否较普通孩子低”这问题不同的调查也能得到不同的结论。

社会科学领域想要取得实证实在是太难，很少有理论能够做到这点。在这种事实下，务实的做法的确是通过理论的解释效力选择理论。科斯是对的，如果不允许这样做，将彻底让经济学发展停滞不前。(Ronald H.Coase, 1982)

作为科学的一员，达到弗里德曼的预测效力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科学的最高理想；但由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这个标准可能终人类所能都无法达到，甚至是原则上就无法实现。那就退而求其次，一定程度上牺牲社会科学理论的预测效力，转而追求理论的解释效力。

这是社科的痛，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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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你都能看完我真给你跪了orz

潘天群. (2001a). 经济学何以预测. 经济学家(5), 80-84.

Coase, R. H. (1982). How should economists

choose?

Coase, R. H. (1995).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iedman, M.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3(3).

Henderson, B. (2010). The gospel of the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 Random House LLC.

Patinkin, D. (2013). Keynesian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Cambridge school. PSL Quarterly

Review, 25(101).

Root-Bernstein, R. (1984). On defining a

scientific theory: Creationism considered. Science

and creationism, 64,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