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释义：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壁无法粉刷。对于宰予这个人，责备还有什么用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了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讲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在宰予这里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

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除了严加斥责他为"朽木"，"粪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那语气有点类似今天的老子骂儿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老子不说也罢"，大有恨他不成器的味道在里面。

古时人们普遍认为应当遵循太阳的起落来调整自己的作息，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孔子认为白天时光短暂，应该努力奋发。因此，他把对宰予白天睡觉这一违背正常作息的举措看做是懒惰和愚昧的表现，并加以严厉的斥责。

至于说到"听其言而观其行"，倒正如儒学大师朱熹在《论语集注》卷三里引胡氏的话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圣人怎么会现在才知道听其言而观其行呢?也不是真因为宰予就对所有人都抱不信任态度了。不过是以宰予的事情为例教育大家，要求我们多做少说，言行一致罢了。"而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那么些人说起比唱起还好听。所以，我们不仅要听他怎样说，而且还要擦亮眼睛观察他怎样做啊!

 所以，我们不仅要听他怎样说，而且还要擦亮眼睛观察他怎样做啊!

夫子系忠厚长者，罕有某弟子处处受夫子苛责的，而宰予则有幸忝居其一也。初识宰予，盖缘于《公冶长》中此段记载:"宰予旦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当时读至此处，颇为宰予抱不平，--不就是白天睡个懒觉吗，何辄骤加以"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之恶语?无乃夫子太汲汲于"礼"乎?明道先生有诗云:"闲来无事不从容，高卧东窗日已红。"莫非宰予当不得这份从容?宰予旦寝，从容不从容倒不好说，以文献不足考徵也。此段记载后倒有一段"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此段话或夫子"于予与何诛"后转身对其他弟子所语，或则是他日之语也未可知。"听其言而信其行"是忠厚长者的本分，因宰予而有所变更，看来宰予是有其足以动人处的。夫子尝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或辄宰予是"巧言令色"之人?看来也未必。夫子称道其弟子中以"言语"取胜者有二人，宰予居其一(另一人为子贡)。

宰予，能言善辩，是孔子学生中"言语"方面的高才生。宰予有点懒，白天上课睡大觉，被老师骂得狗血喷头。宰予除了有点懒之外，还经常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为难老师，因而孔子经常批评他。不过，孔子虽然经常批评宰予，但批评归批评，批评过后又谆谆告诫，喜爱如常。一次，宰予问老师一个这样的问题:"老师，一个有仁德的人，假如有人告诉他:'井里头有仁在那里'，他应不应该跳到井里去呀?"孔子看了一眼宰予，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作为君子，他可能被引诱，但不可能被陷害;他可能被欺骗，但不可能被愚弄。"过了一段时间，宰予又问老师:"老师，三年的居丧守孝时间，未免太长了吧。作为一个君子，三年不参加礼仪活动，对'礼'就会生疏;三年不练习音乐，对音乐就会忘记。旧的粮食吃完了，新的粮食也已收割，一年一换的打火木也已经轮了一回。守孝嘛，一年就可以了。"

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宰予，而是反问他:"父母去世了，没有满三年的守孝期限，就吃新粮食，穿好衣裳，你安心吗?"宰予回答说:"安心。"孔子很不高兴:"你安心，你就这样做呗。君子守孝期间，吃饭没味道，听音乐不感到快乐，起卧不安心，所以才不这样做。如今你安心，你就这样做好了。"等到宰予起身走出去后，孔子痛心地摇摇头叹口气说:"宰予这个人啊，真没有仁爱之心呀。儿女出生后，需要三年才能脱离父母亲的怀抱。父母亲去世后守孝三年，是天下所有人都应该遵行的规则，宰予就难道没有得到父母亲三年的护爱么?"

后来，鲁哀公询问宰予用什么木料作土地神主的事，宰予回答说:"夏代用松树，殷代用柏树，周代用栗树。用栗树的意思是，使老百姓畏惧战栗。"孔子听到后，很生气，对宰予说:"已经做过的事，就不必再说了;既成的事实，是无法挽回的;既然已经过去，就不必再追究了。"最后，宰予担任临菑的大夫，参与了田常作乱的事，被砍了头、灭了族，孔子为此感到十分惋惜。

对于一个上课打瞌睡的学生而火光大发，在《论语》中有记录的唯一一次。孔老师作为包班的班主任，全科教师，面对一个经常“出言顶撞”的学生，一定是很恼火吧？但是这句话好像只是一时把持不住而说的吧，根据资料介绍，孔老师并没有放弃这个“学困生”，而且转化还非常成功，从其可列“十大贤人”就可看出，而且善辨之才列大名鼎鼎的高材生子贡的前面，可见，孔老师并没有放弃这位“后进生”。这与现在我们给个别的孩子扣上“朽木不可雕也”而放弃的做法是不同的。孔老师用自己的高超的培优转差的技巧，将朽木雕成才，这也许体现了“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孔老师的教学理念。最近读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教育缺乏思辨性，宰我与孔老师的辩论倒是很有“产婆术”的风采吧。

另外，我想到，宰我这个人估计只是一个善辨之才，这样的人，如果能将善辨治世还可，如果不能，恐怕落入只能逞口舌之厉的俗窠，通过他与另一位高材生子贡的比较，恐怕他还真的是停留在了口舌之厉上，而没有能治世，所以孔老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也就是说别光嘴上巴巴的，关键还是做的漂亮，这在子贡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都是“能言”的学生，子贡的评价就高的很了，简直就是学生中的战斗机——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瑚琏是啥？瑚琏：1.瑚﹑琏皆宗庙礼器。用以比喻治国安邦之才。2.借指国家宝贵的人才。看到了没有，同样是善辨之才，但是就因为上课打了个瞌睡的宰我被成为朽木，但是子贡却被成为瑚琏。这就令人深思了？为什么呢？恐怕因为两个人除了“能言”之外，子贡却在行动比宰我高能许多吧！

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翻开太史公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时，让我们赫然在目的是，太史公竟不惜笔墨、高调详尽、罕见少有地分别在《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货殖列传》中为子贡大书特书，足见孔子对子贡的所评极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专为孔子的众弟子作传，但所用笔墨最多的非子贡莫属，其中浓墨重彩的又是展示子贡为救孔子所说的“坟墓所处、父母之国”的鲁国而出使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分别向田常、夫差、勾践、晋君游说，子贡在分析五国的内外形势后，凭借他那无碍辩才，因势利导，最终各个击破，保卫了鲁国。对此，太史公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孔子人生所遇最大的危机最大的考验莫过于陈、蔡之间的被围，孔子和弟子们穷困至极，不但不可行动，更严重的是粮食都断绝了，跟随的人或饿得起不来或是病倒了。为此，连子路都发脾气，子贡也脸色难看，别的弟子就更是满怀怨恨。于是，孔子派子贡到楚国去，好一个子贡竟不辱使命，成功地说服了楚昭王，楚王旋即派兵去迎孔子，终于挽狂澜于即倒。

其后，孔子到了楚国，楚昭王甚至都要将书社地七百里封给孔子，只是在楚令尹子西的阻拦下，方才作罢。对子贡的外交才能楚王与子西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因此令尹子西问楚王：“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史记.孔子世家》）

《韩诗外传》有两段话写得好，活脱脱地展示了子贡外交辩士的风采。一段是孔子问子贡之志，子贡答：“得素衣缟冠，使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对此，“孔子曰：辩士哉！”另一段是孔子问子贡之愿，子贡答：“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

按《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孔子死后，子贡在外交上又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他的敏捷的才思、无碍的辩才再加上财力，所到国家，诸侯都无不与之分庭抗礼。

孔子非常肯定子贡的政治才能，因此鲁国首席卿大夫季康子问孔子：可以让子贡搞政治吗？孔子说：赐这个人，辩才无碍，政事了然，搞政治有什么困难呢？即季康子“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子贡也确实屡次出任鲁国或卫国的政治高官，因此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子赣（在此处“赣”读“gòng”,一般写作“贡”，但是《史记集解》和《经济类编》等古籍上写作“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又说子贡“常相鲁卫，…卒终于齐”。意思说子贡常常担任鲁国或卫国的相即执政大臣，最后死于齐国。

子贡是从“鄙人”受教于孔子，成为一个辩才无碍、政事了然的士。他首先是从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士，向孔子请教的，“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我们知道卫国是子贡的故乡，鲁国既是老师孔子的“父母之国、坟墓所处”又是子贡求学、生活、做事的第二故乡，子贡非常想把鲁、卫两国治理好，在孔子教导下，他是最先知道仁政和去尝试施行仁政的政治家。开始子贡只从做人的角度认为管仲不仁，为此他向老师孔子例举了有关事实，可是没想到老师并没有表扬他，相反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和天下政治统一的高度否定了管仲非仁，并大赞特赞管仲，他充满感情、激动地说，管仲相齐国，桓公得以称霸诸侯，并以周之德之文匡正了天下，人民至今都享受这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将披散着头发衣襟左开了。难道要管仲因为小节而像普通男女那样，自杀在路沟里而没人知吗？这就是“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当子路同样问孔子时，孔子更是激动而坚定，他干脆直接地肯定管仲政治上的仁德，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把对人民、对天下一统有大德的政治家、政治作为称作仁，这是孔子的伟大发明，他第一次明确了仁不仅是个人品德而且还是政治作为。这首先教育了有政治之才的子贡和子路，继而甚至还启发孟子由此入手，专门发挥孔子思想的这一方面，创立专讲仁政的学说和门派。听了孔子的教诲，子贡就跃跃欲试，他问孔子如何推行仁政，孔子进一步教导了他，这就是“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子贡是一个精益求精、精进不止的人，他就仁政问题再进一步地请教孔子，他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里也使我们和子贡一样知道孔子之道关于圣与仁的界说与分野。子贡依然没有满足，他就政治不可或缺的三要件又向孔子发问，这就是：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好一个辩才无碍的子贡，像连珠炮一样地发问，看看到底能否难倒孔子，他就政治三要件中谁更为重要，竟似发难一般地追问到底，对此孔子则是毫不含糊地给予了解答。“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写到这里不禁令人掩卷沉思，真是问得精彩，答更精彩，不由得看与写着就更觉精彩！立夫是这样理解这段问答的，不知对否斗胆写出，恭请指教。我认为前半段问答是讲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政治的三要件，这时三者不可或缺；后半段问答则是讲特定的、非正常的情况下，在必须作出取舍时而不得已的选择，即不得已时可以去兵，留下民众能有饭吃以及民众信任的选项；但无论什么时候和情况下都不能背弃民众的信任、让政治信誉破产而使民不信。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和《货殖列传》中两次写了子贡的经商事迹。《仲尼弟子列传》只是略写：“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卒终于齐。”《货殖列传》则是详写：“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在《论衡.知实》中王充说子贡富比陶朱，他写道：“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

谁是陶朱？知道的人都晓得陶朱即陶朱公，即范蠡在助勾践灭吴后就功成身退，他用计然之策富家，他到了陶这个地方，叫朱公，后人尊为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为货殖者作传，先写陶朱公，再写子贡。太史公写道：“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由此，范蠡在十九年之中三次赚取千金，年老后子孙继业，“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

计然之策如何能变范蠡为陶朱公，如果弄清楚了，可能对搞清子贡的经商之策也有帮助。

计然之策本是计然教越王勾践以商富国，勾践用之十年竟国富而霸。《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帀。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囤积发财，关键的道理在于务求把货物卖光和决不贷款。货物买卖，对容易腐烂变质，如吃的货物是不可以留的，更不敢囤积贵的货物。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对子贡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孔子在世时就已亲见，他说子贡不认受穷的命而去囤积牟利，凡进行预测就经常猜中，这就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善于经商，正是由于他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方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后来他的财富到了可以和诸侯分庭抗礼的程度。

但是子贡的可贵、可敬，并不仅是因为他富比陶朱，而在于：一是当他有了一些财富时，他知道富而无骄，在孔子进一步点拨他后，他又知道不应满足于富而无骄，而是继续向上进入更高的境界即富而好礼。这就是《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不膨胀）尚且少有，知道、愿意富而好礼（自觉按规范行事做人）的更是凤毛麟角，十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二是《史记.货殖列传》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不可不谓强大，但他却并未全部自私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宣扬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以及为此前赴后继、连续不断、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才真正是后人大可贵、大可敬、大可赞、大可叹、大可表、大可学的地方！

看，子贡杰出的外交才能，政治才能，经济才能，宰我的确不如啊！

说与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