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诗人杨照先生在《別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一书中分享了女儿在德国接受教育的经历，再反观中国的教育，他期望教育不只是教会孩子“别当混蛋”“别当坏蛋”，更要教会孩子“别当不懂生命乐趣的笨蛋”。

乐趣是孩子自主成长的源动力，创造乐趣却是孩子成长中欠缺的能力。所以，“玩出大能力”成为营地致力于的教育追求，也在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减压的自由空间，并用快乐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

如下节选的“人生重要的六堂课”，是杨照先生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思考。孩子到底该如何教育才能不辜负生命这堂课？

以下图片均选自动画电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第一堂课

独立判断

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艾许（Solomon Asch），做了一个重要的实验。

他找了自愿的参与者，告诉他们要观察一个人面对问题时的反应程序，所以需要他们回答一连串的问题。七到九个人在同一个场地，然后实验者开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事实上，场子里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受测对象，他永远都最后才回答问题，其他人则是安排假扮的人，他们故意讲出错误的答案，再看受测者会怎样回答。

实验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会因为前面人讲的错误答案，而改变自己原本清楚知道的正确答案。

同时期，美国心理学家梅尔葛兰（Stanley Milgram）做了另一个实验。

他找来志愿者，告诉他们要实验人受轻微电击时会有的反应，志愿者需要做的再简单不过，就是依照旁边专家的指令，按下面前的按钮。隔着玻璃，实验屋中一个身上连着电线的人就会受到电击，专家就能记录电击反应。

专家告诉来按钮的人：被电击者是自愿参加实验的人，而且电击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危险。

实验开始，每按一次按钮，被电击的人显然就多痛苦一层。到后来被电击的人甚至从椅子上跌下来，痛苦地在地上打滚。然而，不管玻璃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玻璃这边的专家，都不为所动，持续发出同样的指令：再按！再按！

其实，玻璃里被电击的人，身上根本没有通电，他们是被找来演戏的戏剧系学生。真正要实验的，是一个人明明看见别人的痛苦，会选择继续接受专家指令，还是会听从良心的判断拒绝再按钮。

实验发现，45%的人，不管玻璃那边的人痛成什么样子，只要专家下令，他们就会一直按、一直按。

这两个实验，半个世纪后仍然有效地提醒我们——从众的压力，和听从专家的习惯，多么可怕！大家都胡说八道时，就算我们自己清楚那是胡说八道，然而在压力下，我们不小心就会选择跟着一起胡说八道。更可怕的是，只要有专家在旁边权威下令，尽管担心说不定再按钮会出人命，还是有那么多人会继续按钮。

活在这个时代，两件事逃避不了。我们逃避不了群众，也逃避不了专家。愈是逃不开群众与专家，我们就会愈需要独立判断的基础。

什么是“独立判断”？就是当自己的想法和群众和专家不同时，不必须对群众与专家投降，而还能保留一点冷静思考的空间。

如何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只相信答案，还知道答案是怎么来的。不只学习知识的结果，还要学习知识的过程。

讲得再更简单一点，就是培养一种追究道理的态度，总是在问：“这知识是怎么来的？”“这知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人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群众和专家带到错误或残酷的路途上去。

我手上有美国学乐出版社（Scholastic，就是《哈利波特》的出版社）为美国小学编写的三年级英语课本，其中一课的标题叫：“News or Views？”

课文主题教小孩理解：两个发音类似的字，指的是很不一样、更不该被混淆的两种东西。News是新闻，是发生什么事的事实讯息，Views则是意见，是个人的喜好与厌恶表达。

接下来课本里就列出许多例子，让学生练会怎么分辨什么是News，什么是Views，也让老师可以带领孩子在课堂上讨论。这是“英语课”，却同时也是“社会课”。

是的，学校、老师可以做的，是提早告诉孩子们，他们将要遭遇的资讯环境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且为他们做思想与态度上的准备：如何了解资讯、如何对待资讯。

这些工作如果早点做、持续做，那么等小孩大到会感受大量资讯铺天盖地地围过来时，他就不会盲目天真地将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就不会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能够保有基本独立判断的空间。

等他们长大了，对整个社会多有用！他们具备基本新闻常识，也就是具备了分辨新闻是非与好坏的能力，他们对新闻的选择会不一样，今天很多奇怪的新闻乱象也就不会存在了。

第二堂课

自重与尊重

“校园霸凌”是个新说法，然而其行为本身，却不是什么新东西。换用更明白的说法，“霸凌”就是“整人”，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的行为，发生在校园里，就是“霸凌”。

小学生、中学生在学校里热衷于霸凌行为，觉得霸凌“好玩”，因为他们从电视上获得的信息就是如此——那些收视率最高的综艺节目，卖点就是整人，看着被整的人，大家哈哈直笑，觉得真是“好玩”。

这样的节目，从整人者的视角出发，让观众认同于整人的感觉，刻意制造出来的欢乐气氛，明明白白传达了一种价值：整人好好玩，想出办法来整人，很酷、很了不起。

看电视的小孩，不会了解节目中的表演性，不会了解整人与被整人之间的工作关系，被整的人基于表演需要必须忍受其过程，而且也从中获得了金钱或名声上的酬劳。

小孩会看到的，只有“整人好好玩”，他们回应刺激的方式，只会是学习、模仿，在现实上寻求整人的乐趣。

现实里不会有人自愿被整，于是想整人的，就必须找到那种无法拒绝的对象。结果，就是最残酷、最不文明的强凌弱、众暴寡，一种没有正义感，更没有同情心、同理心的校园环境。

这不是行为合不合法的问题，不只是法治教育的问题，这是更根本的文明态度问题。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论作为整人者、被整者或旁观者，其内在人格都会是扭曲的。我们不能想象、不敢想象，这样的人长大后将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还愿意活在这个社会里，还能在这社会中感到安全，进而追求幸福呢？

第三堂课

享受知识，享受快乐

一位在社会上备受欢迎爱戴的老师，教会很多人接近欣赏古典音乐，可是他在大学里开的音乐史课程，学生却常常在课堂上睡得东倒西歪。他教学生比较不认真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台湾学音乐的学生，通常都不喜欢音乐。”这是他给我的答案。

乍听下觉得多么荒谬惊人，学音乐的学生不喜欢音乐？但稍微细想，又觉得这说法精确点出了台湾教育最普遍的问题——没几个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兴趣，相反，学习对他们而言是勉强的，所以他们动不动就睡着。

他们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更根本的知识与学习准备。从来没有人教会他们如何享受知识的乐趣。没有人教会他们面对未知时的兴奋好奇心情。

从小学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拿来换分数，换赞美，换前途、换赚钱职业的工具。这样的小孩，当然只会一堂睡过一堂，睡得浑浑噩噩，睡得无聊痛苦。

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生活教育、艺术教育、文化教育，而是享受生活的教育、享受艺术的教育、享受文化的教育。拿掉享受，教育的效果就大大走样了。

我相信，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小孩“别当混蛋”、“别当坏蛋”、“别当笨蛋”。

我们必须教会小孩一套本事，让他将来能够在社会上生存，不必依赖别人，懂得自我负责，这是“别当混蛋”。

我们必须教育小孩行为规范，知道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不能伤害别人，这是“别当坏蛋”。

这两种教育目的，在台湾很少有人不了解，而且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时间，也大部分投注在这上面。更重要的，这两方面的教育失败，对老师和家长都构成很大的压力，很害怕小孩不能自立，更怕小孩作奸犯科。

但在这两方面的重视，却相应造成了对第三种教育目的的忽视。什么叫“别当笨蛋”？真正的“笨蛋”是不懂得追求生命丰富性，也不懂得享受当下生命经验美好的人。

我们的教育，没有教会小孩如何领略、创造快乐的经验，看到小孩快乐，家长、老师可能会以为地认为小孩没有在学习，没有在进步。

我们的教育更没有教小孩如何寻找、创造多元的快乐经验。为什么小孩看那么多电视，为什么会一头埋进电动玩具里出不来？因为他们不懂得其他的乐趣，没有人介绍他们享受其他快乐。

第四堂课

批判和反省

一九九七年，我到日本京都度假，进了京大校园，发现刚好是京大创校百年。让我意识到“京大百年”的，不是庆典，不是华丽布置，也不是热闹的学生活动，而是一张近乎简陋的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

那是京大法学院教师团体办的座谈。我直觉以为，那一定是激进的团体，特立独行带着唱反调意味的活动。

然而，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越走越惊讶，因为法学院教师团体的活动竟然不是特例，放眼望去，和“京大百年”主题相关的讯息，一半以上都是批判性、反省性的议题。

为什么京大要用这种冷静、忧虑、近乎愤怒的方式来“庆祝”学校百年？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想什么？这所学校的领导在干什么？

那些天，我参加了几场“京大百年”的活动，我的日语程度、对京大的了解不足以让我听懂会场中所有的讨论，然而如此有限的理解，却已经够给我清楚的答案了。

京大的老师、学生，他们用批判学校、批判校史，而不是张扬学校成就，来表达对于学校的骄傲与敬意。

他们一再提到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的差异。东京大学是日本政治的骨干，从战前军国主义政府到战后自民党政府，一贯如此。

而京都大学始终扮演从左翼批判制衡权力的角色，在许多不同学科领域，都有自成一格的“京都学派”，而几乎无例外，“京都学派”都比主流的学派来得大胆、前卫、激进些。

这些批判学校的老师、学生，其实都热爱京都大学。他们觉得凸显、保持京大荣光的方式，就是坚守批判立场。

京大百年，学校不可能没犯过错误，借此机会将批判眼光转回自身，才真正符合京大的传统，才能确保京大和其他学校，尤其是和东京大学不同。

第五堂课

大胆做点不同的事情

美国麻州剑桥市小小的地方，却有两所全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紧挨着查尔斯河，从学校要到附近的大城波士顿，必须过桥。联络麻省理工和波士顿最主要的桥梁，叫哈佛大桥。

这摆明是早在十七世纪就成立的哈佛大学，运用他们在剑桥市的庞大势力，欺负晚到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恨透了每天进出都需要经过“哈佛大桥”，长久以来多次要求重新命名这座桥，奈何势力不如人，始终无法如愿。

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想了一种“收复大桥”的方法。他选了一天，聚集了几位同学，重新测量哈佛大桥的长度。

测量的工具是他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他躺下来，从桥头到桥尾，看看这座桥到底是他身长的几倍。测量过程中，就在桥上留下每一个身长单位的记录，最后宣布其结果。

于是这座桥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度记录，而且这种新创的度量做法，和“理工学院”的精神相呼应。很快地，他的身长记录变成了这座桥最大的特色、最值得一看的景观。

桥还是叫“哈佛”，但是人家走过这桥时，口中传颂、心里想起的，是一个麻省理工学生。

美国的大学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美式足球赛。麻省理工的美式足球队很烂，就成为哈佛学生可以取笑他们的一大把柄。哈佛所属的常春藤联盟，每年都有热闹的美式足球对抗，尤其是哈佛对耶鲁比赛，那是两所学校的大事。

有一年，耶鲁美式足球队到哈佛主场来比赛，球场上挤进了超过三万观众，两队打得难解难分，上半场结束，中场休息了，球员要退场、拉拉队要进场之际，突然在球场正中央响起爆炸声，把大家吓了一跳，惊魂甫定，一看，球场裂开一个小洞，从里面冉冉升起一颗气球，气球越变越大，上面写着代表麻省理工的“MIT”三个大字。

原来，麻省理工的学生趁夜潜入哈佛球场，埋伏了这个自己巧妙设计的开关，在那个场子里成功抢走了哈佛、耶鲁的风头。

还不止如此，过了两年，耶鲁足球队又要到哈佛主场来比赛时，整个剑桥城，包括哈佛学生热烈讨论的，不是两队实力强弱、可能的胜负局面，而是麻省理工的学生会不会又来搅局，会用什么方式恶作剧，哈佛校方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范。

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到今天哈佛与麻省理工学生之间，都还普遍流传着。这些故事，非但无害于麻省理工的校誉，甚至还是许多第一流学生向往麻省理工的主要理由。他们从中间感受到一种活泼、不拘一格、容许创意的学风。

真正优秀的学生，谁要去绑得死死的、一切都追求正常、生怕你出格的大学念书呢？不能有和别人不一样想法的地方，又怎么可能塑造出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成就与名声呢？

第六堂课

学习和应付考试是两回事

台湾曾流行一种说法，骂学生“笨蛋”，浪费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拿去打工，其实，这种说法忽略了另外一项更可怕的浪费，就是将众多时间耗在考试上。

如果花时间打工是笨蛋，那花时间应付考试又如何呢？打工和应付考试有根本相同之处，都是耗掉了生命中最能快速学习的时光，却没有学习。

应付考试不是学习。考试要考的内容，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学生却必须花那么多时间反复练习、背诵，真的不是为了理解、学习那些内容，而是为了在考试中快速答题，拿到分数。

如果真是为了学习，哪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如果真是在学习，那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可以学、应该学的东西，多过课本提供的十倍、百倍啊！

台湾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硬是将考试、应付考试等同于学习，误以为考试考的分数，就是学习成就的证明。这两件是天差地别，为什么可以就这样理所当然地等同呢？

现在的学生大部分对历史没有兴趣，他们不晓得背那些过去的年代、人、事有什么意义。历史和他们无关，要如何有兴趣？

是故事、是解释，是让他们体会、认知原来以前有人这样生活，原来人的生活有这样的经验与道理。可是故事、解释写不进我们的中学课本中，道理很简单，故事、解释需要篇幅，不可能三言两语交代清楚。

课本那么简明扼要，学生都已经学得苦哈哈了，哪还能给他们更多、更长的内容呢？学生读得苦哈哈，是因为被要求以能应付考试的方式读，而不是以享受故事、认知经验的方式学习。

不幸的是，一旦要他们什么都记得，考试都能答出标准答案，他们就只能背诵最无趣、最无聊的史事，不可能真正了解历史。

学习再重要不过，然而考试却常常是浪费时间的主因，尤其是被提升为目的，取代了学习本身，无限上纲的考试。越考，学生越没有机会去学习，也就越学不到东西了。

与其批评打工浪费时间，不如花点时间为耗在考试里的学子们说说话。毕竟打工是个人选择，也有不少青年打工是真正出于环境需要，很难一言论定；可是考试却不是他们哪个人自己选择要的，更是他们谁都没办法选择不要的。

考试制度如此畸形，居然让考试取代了学习，这是大环境造成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改变、应该去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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