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李俊青
刑事辩护的脉络并不复杂，从实务来看，最重要的莫过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层面。笔者以为两者之中又以事实认定最为重要，也最有难度。盖因事实重构不仅需要从一团乱麻、真真假假的诸多证据之中抽丝剥茧的梳理出有用的证据，更要有站在高处俯瞰案件全貌的宽阔视角和准确、清晰把握案件法律脉络的敏锐思维。
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事实重构不是牵强歪曲事实，更不是凭空捏造事实，而是最原始的事发过程与在案证据，帮助当事人给『所发生的涉嫌犯罪的事实和行为』赋予一个准确、明晰的法律定义，即：行为定性——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那么，事实重构在实现有效辩护的过程中有何不可替代的价值？或者说，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们，他们甚至是在某些领域非常优秀、出色、成功的企业家、官员、学者…….为什么会需要辩护律师来帮助他们进行事实重构呢？
首先，刑事诉讼需要一个唯一且明晰的事实。
《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据此，刑事诉讼程序无论是启动还是终止，都必须建立在唯一且明晰的事实基础之上。而实务中又确有很大一部分当事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证据或事实）作出一个准确、唯一、明晰的陈述。这种情况下，依据刑罚的谦抑性原则，当证据和事实存在模糊时，当然可以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原则进行解释和认定，即：事实重构。
其次，当事人没有能力从法律角度准确、明晰的阐述事实。
绝大多数当事人在初涉刑事诉讼时对法律是『无知』的。『无知』在本文之中没有任何的贬义，只是客观的陈述当事人不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以笔者办理的一起合同诈骗罪案为例：
我的当事人轩某与陈某、李某、王某等三人签订了一份《XXXX小区项目转让协议书》，以1.5亿元收购名义上由XX公司开发，但实际由陈某等3人（XX公司股东）开发的『项目』。《协议》签订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履行，双方协商后又签订一份概括的《补充协议》，变更『项目』由轩某独立开发为轩某与陈某合作开发。为换取李某和王某退出 ，轩某经过陈某向王某和李某各支付200万元。之后，王某和李某将自己所持有的XX公司股权转让给了轩某，但《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该股权转让行为系零元转让，待天地凤凰城小区项目完成后，轩某还需要以零元转回给王某和李某。
于是，问题来了——轩某给王某和李某的400万元是什么钱？股权转让款吗？不是；项目转让费吗？也不是。但是400万元用途的界定却关系到该案罪与非罪的定性。轩某的说法是——『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只是说给了这个钱，我就可以接手项目，就可以进场施工，所以就把这个钱给他们了』。
由上可知，基于轩某对法律的无知，律师很难期待其对400万元做出一个『既不脱离客观实际，又有利于他自己』的法律定性。于是，就需要辩护人结合交易目的和在案证据，客观揣摩400万交付时合同各方的心理状态，在不偏离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按照有利于轩某的原则 ，对400作为一个恰如其分的定性，即：事实重构。
第三，事实重构贯穿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事实重构的基石是证据，当在案证据（无论是控方证据还是辩方证据）发生变化时，也就需要对事实进行重构。因此，事实重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全过程。这个过程中，随着证据的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完备，事实重构的空间必然越来越小，直至消失。所以，就某些案件来说，如果被调查人能够在案发第一时间恰当的向侦查人员陈述事实，那完全有可能避免一个刑事案件 的形成，即：侦查机关对报案人的控告作不立案处理。以李X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罪案为例：
李X是一家注册资本贰亿元的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7年8月，李X经猎头推荐欲将范X招聘至公司担任副总，经口头协商，李X同意附条件（未谈明）将公司5%的股权转让至范X名下，以实现范X报酬与业绩的捆绑。甫一入职，范X即要求李X依约转让股权。李X未过多考虑即与范X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又指示公司会计A从其个人账户转账1000万给范X，范X将该1000万支付给李X后，李X将自己所持有的股权转让5%到范X名下，并在工商局做了变更登记。
范X任职一年业绩不菲，公司也给予了其相应报酬，但终因与李X在经营理念上的严重分歧而离职 。离职后，范X被要求将受让的5%股权以零元返还给李X。范X不肯，协商未果后，李X指示A委托律师以借款纠纷为由将范X诉至法院。范X则以该5%股权系李X赠予，而实现股权转让需要一个付款凭证，该1000万元实由李X拿出来走股权转让流程的，且1000万元最终又流回李X账户为由进行抗辩。同时，范X还向公安机关控告李X、A和代理律师涉嫌虚假诉讼。
由于李X无法说清其转让5%股权给范X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赠予 ，特别是A确实没有支付能力，且A转账1000万元给范X也确实不是借款，所以李X等人获悉范X控告后非常紧张，遂向笔者咨询。笔者详细了解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包括范X在公司的工作时间、业绩、报酬和5%股权的价值、10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股权转让协议书》、工商登记变更事项，以及A的经济实力、1000万元的最终流向等证据，本着公平原则和一般经验分析：A与范X之间虽然不存在明显的借贷关系，但从宏观来看该诉讼却是因李X与范X之间客观存在的纠纷而引发，只是因李X一方法律知识的缺乏，无法给该纠纷从法律角度作出一个准确定性（借贷、显失公平、不当得利、重大误解等）的前提下错误选择了『借贷』这个案由 ，当然不构成虚假诉讼。围绕这个思路，在不偏离基本事实的情况下重构（还原）如下事实：李X看中范X能力，欲招揽至旗下重用，范X提出持股要求以保障自身利益，李X同意。但考虑到不能确定范X到底能不能给公司带来期待中的利益，提出有偿转让股权方案，范X亦同意，但因没钱而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李X遂提出借款给范X购买股权 ，还款时从范X业绩提成中扣除的该案，双方协商一致后，实施了前述行为，即：李X转账1000万元给A，再以A的名义借给范X，范X则用该款支付李X的股权转让费。如此，A与范X之间虽无借款合同，但凭借转账凭证和1000万的巨大金额，按照经验法则，判断双方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当无不当。如此，李X等人向侦查机关陈述重构事实后，侦查机关依法作出不立案决定。
由上可以看出，事实重构不仅普遍存在于刑事辩护领域，更因『证据存疑时应依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认定事实』的规定而体现出巨大的辩护价值，应当引起刑事辩护律师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