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坚守着她熟悉的邻里互动模式，尽管她在这个小区土生土长，许多当年的邻居早已搬迁至其他地方，但她依然固执己见，对邻居们的行为不能认可时便不加掩饰地表达岀批评意见，这让陌生人错以为她高傲无礼，然而了解她性格的亲朋好友们都清楚，她只是过于坦率、耿直，并不拘泥于琐碎事宜。

对于现今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害怕争执和冲突，相反，他们更担忧的是法律法规的约束。在我们所在的小区，大部分居民并未真正重视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因此才会出现随意高空抛物、乱停电动车、破坏公共设施、侵占土地等不良现象，这无疑成为了老旧小区面临的一大民生难题。另外，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只负责收取停车费，并未成立业主委员会，而所谓的居委会也仅仅是负责传达镇街政府的指示，执行小区垃圾分类，维护小区治安等工作，至于具体的生活细节，邻里之间的和谐关系等方面，只有在疫情期间建立了微信沟通群，才能有所改善，并邀请居委加入其中进行所谓的信息“群发与治理”。否则，小区中的新邻居和旧住户，基本上如同一盘散沙，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今天有人想要霸占小区花坛开垦种植，明天就能实现。只要给他一个机会，对方便能将小区变成一片蔬菜果园。还有一些住户在小区内养鸡，任由狗子和小鸡四处游荡，如果社区内无人监管，那么这里的情况绝对与农村无异。

相较之下，我的母亲还算是比较克制的，她仅在家中阳台、家门口对外的花坛以及受他人委托管理的房屋楼下花坛中，种植了少量的菜苗，偶尔去浇灌花木，收获之时便带回家中，以一种爱好的方式来维护。我一直渴望拥有规范化管理的小区生活，而父亲则表示，社区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人们都期待着拆迁后的重新治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即使有心解决，也可能力不从心。

例如，居委会经常向居民解释他们没有执法权，而到了小区治安部队那里，他们又会告诉大家同样的话。因此，当我家小狗被一位不牵狗绳的狗咬伤之后，我便前往镇街派出所举报那位无视法律的邻居，同时提供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单据，并带领派出所的警察上门对他进行警告和报案处理。我的那位邻居起初还振振有词地声称与我父亲是相识多年的邻居，而我则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试图打亲情牌的企图。我直接告诉对方：牵引狗绳是养狗的基本准则，你的孩子带着狗子出门不牵引狗绳，导致我家狗子受伤的事件，现在证据确凿，我已经报案处理。如果你不履行相应的责任，那么我会直接将你家的狗带走进行人道处理。面对我的上门威胁，对方并未表现出丝毫畏惧，我这次的强硬行动，就是要给对方一次深刻的“教育”。人们所恐惧的并非“人情”，在我们小区，如果不采取严格的“法律法规”措施，恐怕很难有效遏制那些无视社区安全的人。他们自认为住在社区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小区在普及“法治行为”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还发生过因电瓶车充电引发楼道火灾的事件，这些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共同组成的社区，若缺乏规范化管理，只能依靠常识教育来引导。

若非家中陪伴我度过十年岁月的宠物犬遭受伤害，我或许无法采取如此坚定的态度面对邻居，与我母亲的直接争论不同，我选择了直接报警备案处理。

有位邻居曾饲养过猫咪，常常将食物置于家门口供其随意取食，他曾经的邻居曾抱怨气味浓重，猫咪的排泄物与食物混杂一处却无人清理。那时我对这位邻居并不了解，而我的父亲又是如何与他相识的呢？自然是在这位外来者寻找住房时，父亲向他推荐了房子，从而结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这位邻居很快便在小区安家落户，并通过自身努力，在小区奋斗多年后，斥巨资购买了他人不敢购买的“吊颈房”，经过一番改造和装修，他便再次在此扎根。

实际上，父亲与这位邻居的交往并不频繁。自从社区中的熟人纷纷搬离后，我的父亲很少与陌生人交往，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偶尔与工友们共进晚餐外，他已逐渐过上了隐居生活。

因此，当那位声称认识我父亲的邻居试图与我套近乎时，我对此并不在意。在找到那位违反法律法规的邻居进行理论后，我们小区引起了一定的警觉。平时那些不喜欢牵狗绳的住户，出门时都会为自家的狗子牵上狗绳。还有那些平时从菜园子里偷偷溜出来的中华田园犬，通常会被我大声训斥，中华田园犬更懂得人性，它们通常会低头默默地跟在我和我家狗子的身后，小心翼翼地前行。只有那些被人们当作宠物犬圈养在家里的狗，才会在小区里肆无忌惮、毫无约束地横行霸道。

这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小区的管理既有宽松之处，也存在问题，但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我母亲种植蔬菜和他人家养鸡，如果这些行为影响到了他人的生活，就需要进行执法管理；而对于那些不影响他人的个人爱好，小区则不会干涉。因此，大多数时候，社区内并没有太多的投诉，大家都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便能轻松自在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