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道疲征马，危滩得舣舟。
千山梅雨合，五月涨江秋。
鸥鹭当人立，鱼龙出浪浮。
还凭忠信在，欲上吕梁游。
这是被称为明诗殿军的陈子龙写的一首诗《大风雨渡东阳江》。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人中，号大樽，轶符，华亭人。崇祯十年（1637)三甲进士。1640年被任命为绍兴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绍兴推官）。后又让他到国务院军事办公室去任职（兵科给事中），但他没有去。
崇祯十五年（1642年），陈子龙在绍兴府推官任上，遇到诸暨县长空缺，兼任了诸暨县长。在这期间，浙南遂昌地区发生骚乱。早在崇祯初年，福建人到浙江各地区租地种甘蔗卖，和当地人产生很大的矛盾，福建人丘凌宵和金华人陈海之间可能因为种甘蔗的事有些不痛快，丘凌宵他们就勾结海贼和浙江人打群架，越打越大，严重扰乱了浙江治安，省长亲自派兵到金华。丘凌宵之流歁软怕硬，不在金华打架了，跑衢州、遂昌去了。衢州守备打不过丘凌宵，浙江省长就派有维稳经验的陈子龙去剿匪（《遂昌县志》）。陈子龙从暨阳出发到遂昌，途中在东阳、义乌收壮士百余人作为保镖（见陈子龙《自撰年谱》），过东阳江，然后直插遂昌。其诗《大风雨渡东阳江》就是写在征途当中。
陈子龙奉命进剿浙南的时间刚好是五月，“是时，暑雨交至”（见陈子龙《自撰年谱》），当时东阳江在梅雨期间定发大水，江水暴涨，过江困难。征途当中，盗贼是否能平尚未可知，一路忐忑，又遇大水，危滩难渡，可真是愁死人……但陈子龙可不是一般人，他们千方百计找到一些过河的船，官兵们渡过河去，虽然已经很累了，但陈子龙自信满怀，豪气冲天！ “我老陈就是鱼龙，凭我对朝廷忠诚的这股气，都能去吕梁山区溜一圈，何况区区一东阳江！”
这个陈子龙也真是的，为什么不带部队到有浮桥的地方过江呢?那时义乌江、东阳江上都出现了浮桥，偏在没有浮桥处“折腾”部下？不过话说回来，行军打仗之人，还真是不愿多走一步路的。同时也说明，义乌江上的浮桥还真的不多，“军情”都无法探知。
当时，义乌东阳交界处，只有何宅这一处曾经造过浮桥，再下游，就是东江桥的浮桥了。
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桥梁文化史料少之又少，仅有文昌桥（在绣湖，已废）、广济桥（东江桥）、广益桥（今中江桥位置，当时是盐埠头）、西江桥（今经发大桥下游）、万善桥等几座桥梁稍详细，当然这与它们的官修桥梁地位或影响较大有关。其余桥梁的记载只是片言只语，几乎无据可考。
明万历《义乌县志》在桥渡一节前的小序中说：“尝稽夏令周官，其言杠（小桥）梁（桥）之务也。象动天根，工成水涸，事若纤琐。顾孟氏讥郑小而单(子卜)，陈亡，谭王政者，奚得忽而不讲与?我邑东绕大江，汇众流以入婺。其间桥梁舟渡所在，而有民未病（担心）涉，唯广济一桥，递毁递兴，经费不赀（够），纪覈（核实）颇详。广益肇（开始）自近年创举，协（融洽）宜（也许）亦巨工之不可泯（尽）者。至于诸乡津隘，类多民渡，鲜官舟。每春夏气升，川源暴涨，篙人乘急以索金钱，窭夫（贫穷的人）弱子望洋而叹，固仁人之所隐（伤痛）也，设法利民宜（应该）有任（担任）其责者，志桥渡。”
这段文字透露了几个信息：第一，桥是很重要的。但万历之时，义乌江城区段仅两座桥：广济桥与广益桥，且“递毁递兴”，造价很高。第二，农村的交通要道上，官船极少，解决过河问题的主要力量来自民间。第三，一旦涨大水，民渡的撑筏人“乘急以索金钱”，也就是“敲竹竿”。用现代市场观念来衡量，我们可以接受，渡船是私人财产，水稳水急时的价格当然不一样。涨大水时，水流湍急，也冒风险啊，多要点儿钱不可以吗？但在古代，这是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贫穷的人怎么办？第四，目睹这些现象，志士仁人就会“设法利民”，站出来担当责任，修桥修渡成为一种善举。
渡船有局限，那就修桥。造桥资金不够，那就先修浮桥。浮桥也不是个体或几个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大家联合，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它涉及属地权限、建筑材料、合理收费、后期管理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必须成立桥会一类组织，十数位董事，大家协商共同管理。本着为民办实事的宗旨，不可以出现随意抬价的行为。
虽然浮桥比不上木桥石桥，走在上面有船的摇晃感，又经不起大水的折腾，大水一冲即垮，但毕竟是桥，比起渡船来，已经进步多了。
义乌江上的桥，大大小小都有过浮桥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宽江面的桥梁都是从浮桥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