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道。中国博物馆仿照苏联模式，构建了保管部、展览部、群工（即群众工作，后来发展为社会教育）部、办公室“三部一室”的内部结构，形成了一个朴素的业务流程：藏品管理→陈列展示→教育活动，以此向社会提供文化服务。但是在博物馆学的课堂上，教授们都会指出博物馆工作的一个局限性——场域限制，即社会公众只有先进入到博物馆的馆舍内部之后，才能享受到服务。换言之，博物馆空间是固定的、有限的、不易获取的，而且博物馆一般只认为对进入到博物馆内的社会公众——即博物馆观众——有服务的义务。

当然，博物馆是不会固守于展厅的，特别是当博物馆发现，博物馆在以自己的业务构建社会公共文化的时候，社会也在定义博物馆。特别是商品大潮扬起和回落的过程中，公共事业总是有意无意的被漠视或无视。博物馆在自我定位的时候，喜爱把自己定位为社会的普适文化，可以被所有人所接受，然而现实则是——博物馆往往被批判为脱离地气，是一种带有精英主义的亚文化。

博物馆的反抗从教育领域开始。我不厌其烦的引用史吉祥、郭富纯在《博物馆公众——一个饶有趣味和意义的研究领域》中提出的观点：“凡是关注博物馆的人都是博物馆的公众，或者说所谓博物馆公众，就是关注博物馆人的集合体。博物馆公众与博物馆组织的活动和影响范围有直接关系。作为博物馆组织来说，要相对准确地划定自己的公众对象，首先必须明确自身的存在和活动范围和借助媒体的影响范围，正在或将会对什么地方的哪些人、群体、团体产生作用，并且需要得到哪些个人、群体、组织的认可和支持。”自此，博物馆开始逐渐清晰的意识到自身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于是开始对社会其他领域的探索和拓展。

需要说明的是，从建国伊始，博物馆其实就尝试把展览送往乡村、厂矿、学校、军营，表面上好像早就突破了馆舍，但鉴于送展的场地安保等专业性因素达不到要求，博物馆也不敢把大规模的展览、精彩的珍贵文物外送，绝大部分都属于图片展，更无法以专业角度布置展览空间，所以这类型活动的效果是不显著的。而且这种行为到后期逐渐被博物馆工作制度所僵化，即所谓的“走过场”“应付差事”，徒具形式而已。

随着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兴起和对中国的影响，一些博物馆反思传统的送展下乡的模式，试图通过全面改良而提高效率，代表之作是四川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的流动展览大篷车。这种模式是以大篷车为平台，将展品、辅助设备、教育活动用具整合在由卡车改装的大篷车上，每到一地即可扩展开来，营造出博物馆空间小环境，在小环境中即可以以博物馆的专业流程来开展业务工作。这种模式优势在于突出移动性，可以快速将普通空间转化为博物馆空间，覆盖能力强。

而西安文物局则琢磨起对既有公共空间的改造，曾联手东方航空公司尝试在民航客机上，把展示文物作为航空文化服务附加。但是由于客机空间狭小，承载人数也有限，而且存在一定文物安全风险，这种尝试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随着从“馆舍天地”到“大千世界”口号的响起，城市功能性公共空间成为了博物馆拓展影响的新领域。以往博物馆都是在城市功能性公共空间贴一两张展览的海报，服从于广告牌和灯箱的空间安排，而广东省博物馆则有所突破，与广州塔地铁站合作，用“千年海丝、文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的元素改造、装饰地铁站以及地铁内部这个公共空间，形成了一个结合博物馆展览和公共功能的展览空间。不同于大篷车的主动空间构建和飞机上展示文物的遵守原空间样貌，这是对公共空间的一次全方位的“博物馆装饰化”，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剧透具体内容，但从形式上看，可以实现沁入式的文化传播，使每一个使用地铁和地铁站的人都意识到现实和历史的密切关系。

再进一步的博物馆拓展会是怎样的呢？也许——整个城市都是座博物馆？在一次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某教授的对话中，我知道学界其实早已提出了这个构想，并在进行尝试。以我所知，有从文化景观角度、有从社区博物馆角度，力求把城市的某个社区、甚至于社区的一个角落，塑造成以博物馆理念为指导的展示空间，用以诠释不同历史时期，同一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在提醒城市中的居民，作为文化物证的管理者，博物馆同城市、同自己的关系，有多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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