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和余少华为何都怕离婚

文/肖春雨

已故作家路遥已去世19年了，但他的《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一直还在影响着许多人，路遥虽写了些好作品，但在最后的几年婚姻里，他是痛苦的，如下是路遥生前的一个朋友对路遥婚姻的回忆：

“作为一个诗人敬仰的大作家，他的婚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苦，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就夫妻关系来说，路遥系陕北清涧人，他的老婆是福建厦门人，这一北一南的结合，无论是从优化人种的角度还是从粗犷与细腻的互补搭配上，无疑都是一个天作之合，是很多人为之羡慕的。但是，这个本应该称之为完美的结合却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以至于几年时间路遥和林达行同陌路。过惯了夫唱妇随、琴瑟和鸣生活的恩爱夫妻永远都体会不了夫妻反目并且成仇以后，在家庭生活方面产生和带来的艰难与辛酸。几年来，没有人给路遥做饭，他自己也不会做饭，而他的心思更不放在做饭上。他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通常的作息时间是：下午一两点起床，4点钟开始吃当天的第一顿饭，几次下午他叫我到他家替他翻译国外的来信，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开始吃饭，主食为两根发了蔫的油条，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要么就是一个大蒸馍，就一缸浓茶。《延河》编辑部的院子，经常是路遥吃第一顿饭的个人食堂。院子里常年放着一把破藤椅，破烂的只剩没有倒下去；院子里还有一个水管，路遥经常把他的第一顿饭黄瓜、西红柿、大葱，在水管洗巴洗巴，就着蒸馍和一缸茶，一边和人说话，一边就吃完了这第一顿饭。每天晚上7点钟，他雷打不动地在家看《新闻联播》，那么，晚饭他吃了没有，吃的什么，谁都不知道了。我想，他根本就没有吃晚饭。因为，他经常夜里12点，有时候是半夜一点钟，敲开谁家的门，说饿得受不了了，然后叫人家家的老婆给他下一碗面，他狼吞虎咽一吃，有了精神，然后到观胜茶社谈天说地，一直到凌晨三、四点觉得困了，便回家去了。80年代有几年我、路遥、王观胜三个人把那家的羊血泡和葫芦头吃美了。后来，观胜的家眷调到西安，作协在家属楼给观胜分了一套房，这才结束了羊血泡的生活。在那家羊血泡馍馆，我把早上见林达的事给他说了，他说，和林达不可能重归于好了。我问他为什么和嫂子闹得这么僵，他告诉我，他兄弟姐妹多，他们在陕北日子过得很穷，谁揭不开锅了，都要来省城找他们的大哥，都是手足，找到大哥，大哥能不管吗？这个来了，给200块，那个来了，给200块，如遇家里有大事，要花钱，那就给的更多。时间久了，林达就有了意见。我问路遥，林达要和你离婚，你为什么不愿意离，他说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全国的关注，离婚会给他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他非常爱他的女儿路远，他不能给女儿带来伤害，他也不想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他只有忍着。路遥和林达作为文化人，都太有性格了，这也成了路遥心情和生活沉重的一部分。 ”

生活的贫穷使得路遥面对婚姻的危机。

路遥弟弟王天乐在生前的回忆文章中写道：“1992年初，我嫂子林达正式提出和路遥协议离婚，她不知提出过多少次要离婚了，

大夫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在路遥住院时，家里家外的一切危机又一次放在我的肩上，当时我太累了。作家协会给路遥先安排了一个人看护，没想到路遥把我叫去，说这个人根本不行，他说此人太势利，根本不把他当人看，有一次把从厕所里提得摔到床上。他说这个人看他不行了，没用了。他让我再不要离开他，看得把他送走。可这个时候林达实际上已离开西安，到北京组合新的家庭和路遥的一个朋友同居去了，家里就留下他的宝贝女儿路远一个人了。当时路远仅十二岁，生活无人看管，我一天曾在劳务市场先后找了三个保姆，都被路远因看不上而赶走了。路远只要求让我给她做饭。累得我在大差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狠狠的睡了一觉。但当时这些情况都不能告诉路遥。因为路遥爱女儿是出了名的。如果他知道这一实情，他当时可能就没命了。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弟弟赶到医院里，把作协派的那个人赶走了。这样，我才松了一口气，有一个弟弟在医院里看护路遥，等我把他女儿的事安排完之后，再处理他的事。没想到路遥对此事产生了看法，他想，女儿有林达看护，我为什么不到医院里看护他。但有关实情我和弟弟都不能告诉他，于是，路遥把我叫到医院里，用想好的文学语言把我挖苦了一阵。于是我痛苦地离开了他。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路遥去世前几天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去北京和他的一个朋友同居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此时，我知道他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让弟弟先回医院，两天后，我就赶来。这个时候已到《陕西日报》当记者，而且是驻铜川记者站。我要向单位请假，还要处理手头的工作，我准备很长一段时间，放弃手头的一切，重新跳上路遥为我准备好的生活战车。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

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清清楚楚的伴随我走过的灾难。我怀揣这个灾难来到他的面前，面对路遥我无泪！我长久地坐在他的遗体面前，默默地说了很多、很多话。这些话我有一天会用文字表达出来，那时，我也许快要走向生命的终点。 路遥逝世后，合法的妻子林达还在北京，有关具体后事我得等她回来处理，否则就是不通情理。林达回来后我告诉她，我这个大家庭的会已经开过了（我父亲、哥哥、弟弟、妹妹都已来到西安），路遥的一切财产都属林达和他的女儿路远的，路遥所有欠帐（1万多元）都由我陆续还清。”

现在，不少路遥的读者都讨厌路遥的妻子林达，我想主要还是她在路遥临死前给路遥戴的这点绿帽子的缘故。

已故诗人，余少华曾在《星星》、《收获》等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200余篇一度被评论家称誉为“90年代最有前途的青年诗人”。1998年底，因余少华妻陈小春与其同学上床出轨......，给余少华戴上了绿帽子，余少华在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他留下一封信给陈小春：　　小春：我走了，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没有勇气走进1999年春天。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信末附着他创作的最后一首诗：　　“灵魂如今大量扭曲／如何才能预防／毒化的血／……诗人死了／这光荣的俘虏……。”

余少华二次卖血，为给妻子陈小春戴上了一枚戒指。

余少华在诗中写道：“我和石头／坚守真正的诗／我的妻子／坚守最后的爱情。”

以上可见，余少华对陈小春的爱是很深的，余少华物质上是贫穷的，要不他也不会为买一枚戒指去卖血，以前支持余少华写诗和生活下去是因有妻子作精神支柱，所以一旦精神支柱一倒，他就看破红尘了，陈小春出轨后有过忏悔，但这忏悔谁知是真是假？历史告诉我，女人一旦给自己丈夫戴上绿帽子，女人的心早就已不在自己丈夫这边了，而在自己的出轨对象那边去了，余少华也知道这点，所以他选择了离去。

民政部公布了最新的2010年二季度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去年前两个季度，全国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达到84.8万对。几乎每天有近5000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近10年，我国离婚人数已经连续7年递增。不知不觉中，身边已经多的是离婚离婚人士，不少夫妇离婚都是因为一方给另一方戴了绿帽子，其实婚姻和爱情是有很大不同的，婚姻更多的应该是宽容和忍让。这是一个盛产绿帽子的时代，不管怎样，我希望以后绿帽子产的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