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友，都是一些爱文学爱得发痴的人。
那时，我们刚从中学毕业，待业在家，对文学的共同爱恋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其时，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不断解放，文化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类文艺报刊纷纷复刊，大批作家、诗人和学者闪亮登场，可谓星空灿烂，熠熠生辉。置身于这个充满理想、激情和希望的时代，我们也禁不住跃跃欲试起来，也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什么，梦想来个扬名立万。
Z君即是我们队伍中的领军人物，他不但年龄比我们大，而且搞创作也比我们早。还在读高中文科班时，他就开始悄悄地写小说，悄悄地向报刊投稿了。有一次我问他，这么厚的一叠小说手稿是如何装入小小的信封寄往编辑部的？他说很简单，只要将手稿卷成一个纸筒就可邮寄了。孤陋寡闻的我，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Z君个子瘦小，但能量不小。那时在乡下很难找到世界名著，他却像变戏法似的掏来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等人的作品细细研读，而且常常读得废寝忘食，读得神魂颠倒，当然，也读一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优秀小说。读得多了，自然就有了涂鸦的冲动。他起步阶段的写作，既非长篇，也非短篇，而是从微型小说入手。这样的规划和安排，很快使他尝到发表的甜头。那天当他兴奋地将刊发他处女作的省报摊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竟像自己发表了作品一般为他感到高兴。
X君住在离我几十里地的另一个小镇。此君也是一个小说迷，迷得十分狂热。他边在工厂上班，边尝试写小说，每天傍晚一放工，就将自己关入楼上一小间阅读或写作，直到父母喊他吃饭了，他才像藏在闺房的小姐一样，极不情愿地走下楼来。与Z君谨小慎微不同，X君胆大妄为，一上来就写中长篇小说，而且写得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充盈着一股豪气、霸气和神气。
由于路途遥远，身边又没电话、手机等通讯工具，X君与我的联系基本上以书信往来为主，偶尔我也会去他那里登门造访。他有一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特点，那就是喜欢写长信。他写信常常长篇大论，没十来张下不来，厚厚的一叠，都快要把信封撑破了；写的无非就是对文学的看法，对创作的展望，但就是刹不住车，一泻千里，滔滔不绝。我私底下曾抱怨他的长信把我看得头昏脑胀，但当他的信件翩然而至时，我还是张开双臂迎接它的到来。
S君则与我一样，爱好诗歌。他在诗歌写作上，可用两极分化来形容，要么写得像白开水，淡而无味，要么写得朦朦胧胧，使人如坠云里雾中。
有人说“写诗的人，性格要固执一点”。虽然，固执的人容易钻牛角尖，但如果抓准了方向，固执到底也就变成了坚持到底，也许能取得想要的成果。而S君的性格恰恰是四平八稳，没有攻击性。这样的性格，与朋友相处当然没问题，但在写诗上，也许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他很少有自己的主见，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以至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诗歌的思维层次。
Y君属于另类的文学青年。他在上高中文科班时，就广泛阅读课外各种读物，知识面远远高于同龄人；业余时间背读汉语词典和成语词典，一些新鲜的词汇常常从他的嘴里脱口而出，这对他的写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以至所作之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但高中毕业后，他却金盆洗手不再写作了，只独独保留阅读的习惯，久而久之，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只一眼就能看出一篇文章的疵点。
有一天，Y君忧忧地对我说，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很有可能性命不保。我在吃惊的同时，叫他赶紧去城里检查。他说检查过了，医生要求动手术，然后看切片化验情况，再判定良性还是恶性。又说，如果他离世了，就把自己所有藏书送我留念。我听后，心一下堵得发慌，深感生命的短暂和无常。但好在最后虚惊一场，逃过了一劫。
就这样，我们这一帮意气相投的文友，都各自铆着劲，在文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并写就了一批现在看来不屑一顾但当时却在我们圈子里叫得响的“作品”。
于是满怀信心地投稿。那时，没有传真机，也没有复印机，更无现在司空见惯的电脑，文章写成后，得先用复写纸一式几份地进行复写，一份留作底稿，其余用信件的方式投寄到报刊杂志。用复写纸抄写很是费劲，如果是诗歌什么的还好，要是小说、长篇散文什么的，非把手筋累断不可，所以，我对写小说的文友很是佩服，甭管他写得好还是坏，单就抄写一项就够他受的了。但那时投稿的一大好处是作者不用付邮资，邮资一律由编辑部总付，你只要在信封的右上角写上“稿件”两字，再剪一个角，便可游遍全国。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投稿热情空前高涨，每当完成一件作品，根本不作冷处理，就迫不及待地投了出去，像是人家要把你抢去似的。随着信件塞进邮筒“嗵”的一声，作者的一颗希望之心也随之跌入。然后，是热切切地等待，巴不得日子早一点过去，有时连做梦都在关心稿件的命运。有一文友，夜里睡梦中忽见稿件被编辑部录用，说不日刊登。第二天他给大家一说，大家竟像发表了似的高兴。但等待的结果往往是失望，退稿信一律都是冷冰冰的铅印纸一张，一律都是“大作拜读，经研究本刊不宜采用，欢迎常赐稿”之类的套词，后来连退稿信也没有了，寄出去的稿件都是泥牛入海。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毫无怨言，拿出原稿细细地找得失，天真率直得近乎可爱。之后，又埋头沿着“格子”铺就的一条永无尽头的路，义无反顾地走去。
写作投稿之余，最开心的莫过于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了。聚会的地点一般放在Z君的家里，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高高的阁楼，尽管房间逼仄，只一张床、一张桌，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奢侈了，因为那时每个家庭兄弟姐妹众多，很少有人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谈文坛的动向，谈作家的性情，谈读书的感想，谈作品的构思，谈乡村的轶事，谈民间的故事……话题一会儿切到东，一会儿切到西，像风一样飘忽不定，但大家总是乐此不疲，兴奋异常，从不言弃。有一天夜里，我们在Z君阁楼里为X君的一个短篇小说把脉，先由X君谈创作构想、谈故事情节，再由我们逐个发表意见和评论。就在这天夜里，X君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成为中国的莫泊桑，当时的那种气氛真有点悲壮、激昂，以至有几个文友竟然被他的演说激动得眼眶发热。末了，我们按惯例进入聊天的环节，天南海北，东拉西扯，直谈得天昏地暗，时钟敲过十二下了，还没有休兵的迹象。突然，阁楼响起“彭彭彭”的敲门声。Z君起身拉开门，只见一胖妇人双手叉腰，气鼓鼓地对着我们破口大骂：“还让不让人睡了，一帮神经病！”说完匆匆离去，只留下我们一群人大眼瞪小眼。
英国作家毛姆说：“作家追求的回报应该是挥洒文字的快乐和传播思想的惬意。至于其他的，那就随便去吧，别去在意赞美或诋毁，失败或成功。”但我们那时的写作却带有十分强烈的功利性，说白了就是为了发表，为了成功。但要发表又是何其之难，有时简直可以用难于上青天来形容。见此，有文友弱弱地建议，说能否办一本内部交流刊物，给作品提供一个发表的园地；刊名为《白天鹅》，象征文学的圣洁、高雅。一言既出，赞同者众。于是，分头落实任务：设计、征稿、编辑、打字、油印……经一番上上下下的折腾，第一期很快出来了，捧着图文并茂的自己的刊物，如捧着新诞生的生命，内心的喜悦无法言喻。于是，一发不可收，很快有了第二期、第三期……其间，文友们的一些作品也零零星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
然而，仅仅出了五期，“白天鹅”的翅膀就耷拉下来。一天，有人叫我到镇文化站去一趟。到了那里一看，原来是一位来自县公安局的人员在找我。他说他是从另一个镇上发现我们创办的《白天鹅》刊物，今天是特地上门来调查的。我顿感事态的严重。但想到刊物内容与政治无涉，心里又感到无比的踏实和从容。他说，上级有规定，未经注册和登记的刊物都属地下刊物，一律不准创办发行，已经印发的立即封存。我嘴上诺诺应承着，心里却是一千个的不服气：只是文友之间交流一下而已，怎么算是地下刊物呢？
第二天我跟大家一说，大家都感到有点惊讶。后从S君口中得知，公安人员也去找过他。据S君说，那个公安人员指手划脚对他的诗作《梦》，妄加评论。“‘闭上眼静静接受死神的洗礼’是什么意图？”“‘寰宇漆黑/身体沉沉下坠’影射什么？”这种“见草木就是兵”的诘问，搞得S君哭笑不得。
那天夜里，大家相聚在Z君的阁楼里，第一次喝起了闷酒。
沉默，久久的沉默。
突然，一个怯怯的声音响了起来：“还，还写么？”
“写，当然要写，” Z君放下酒杯，嘶哑着嗓子，“我要死心塌地爱文学！”
窗外，风掠过竹林，沙沙地响……
后来，这些文友大多陆续招工去了外地；后来，得知他们都已各自成了家；再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稻粱谋放下了手中的笔，只有极个别的还在涂涂抹抹聊以自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文友们，你们还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