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影响思维模式，前人已经意识到，即萨丕尔·沃尔夫的理论。但是其理论并不是很深入，且影响力有限。人们对于这个理论的争论重点还在于其正确性及具体的词语与思维对应性，二是其理论没有人向前再迈一步，探讨具体有哪些影响以及影响深度。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理论进行一些详细讨论和思考。
先说中文。中文在世人眼里是独特的，是世上正常大范围使用的唯一表意文字。汉语的特点在于每一具体的事物都会有特定的语词与之对应，而不是像英文等西方语言一样用一套符号（字母）组合来表示纷杂的世界。在加上较随意灵活的语法用法，使得用中文思考的人就具有了较高的“灵活性”--凡事都以具体各自的性质去考虑，这就是中文所产生的最本质的思维性格特质。
对于特殊的事物采取特殊的态度，即对于偏差于常规的事物，采取与之对应的应对以弥补这种偏差，就产生了“中”，“中”是指以最合适的方式去做一件事，也即“适中”，但同时也意味着去“弥补”“缺少的”(之后会讨论到)，到达均衡，有点像古人说的“中庸”，不过我觉得可以把庸拿掉，最本质的是”中”。
由此，中国人由这本质及衍生的“中”表现出以下行为特点。
首先就是高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灵活性，这是最大最本质的特点。这个有时候表现为无原则、让人无法意料、竭尽所能的投机性，被人诟病的制假者、各种投机行为。不过另一方面，灵活性是中国人遍布世界的商业成就的主要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永远比按一个统一标准行事重要，这是根植于每个说中文的人的思维潜意识。我们这个民族从不拘泥于某一常规、已有存在，从治水的变堵为疏到“宁候将相宁有种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甚至迂腐的孔夫子也知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变通和灵活的适中一直是对我们来说很自然的事。另外灵活性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区别于西方的快乐的一个源泉，虽然这一点很少被注意到。灵活性也体现在思想上，无论是一个多么有定论的事物观点，在这个国度总是会有各种各样各种维度的观念和态度。
其次因为这种最高程度的灵活性，产生了一个制度上的选择，即中央集权的传统：因为过高的灵活性，想要依靠某种“制度设计”处理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投机者总能找到更灵活的手段来钻空子；如果缺少一个中心性的、抑制各种灵活性的上位权力，那么各种投机者将使国家变得一片混乱。很明显的例子是百年前的军阀混战，小一点的则是社会的各种坑蒙拐骗。这种中央集权的制度也许可以看作几千年实践的选择，当然其也有一个弊端，如果中心不能保持正确，那整个国家也会错误。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当享受灵活性带来的优势时，就必然得承受副作用。以上这种思维潜意识也表现在公众对于社会事件的态度上，比如说出现了个不好的事件，公众的第一反应是“怎么监管不到位？”，也即更倾向于依赖那个中心权力的作用。在法律方面也是一样，所以依法治国也只能变成依宪法治国，对事件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永远比程序正义重要。
灵活性是最基本的特性。其他如“一放就乱”等类似现象都是这一特性的表现。
第三，就是上文提到的，凡事都在两极之间具体衡量平衡，就产生了“中”，也就意味着削弱“多的”，弥补“少的”,产生一种“弥补”的心态，这也包括特殊对待“少的”。这一思维习惯产生出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照顾心态、照顾老弱的传统思想、一直存在的“均富扶贫”思想等，这些语言产生的思维方式简直是潜意识式的惯性，就像是心理上的膝跳反应。比如很少接触外国人的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就会产生一种特殊对待的心理反应，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如在汶川地震时表现出的举国的救援行动，有人以一个U形形容，这是一个典型的“弥补”反应。当然这次疫情中外群众表现出的差异也是这一点的反应。而西方人没有补偿这一心理机制，所以西方社会面对巨大灾难时没有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思想，其结果就是中国人对于西方面对灾难展现出的态度很难理解。更扩大一点，这种产生的危机越大，“弥补”反应越大的特征正是这个文明独一无二的长寿的原因，按危险的大小进行反应，也即危机越大，给予的对应就越大，保证了每次都能度过危机免于消亡，最典型的比如百年前的反抗。未来这一点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五千年后，现在的其他语言都消失了，而中文仍然存在，是大概率事件。
还有其他表现将和西方的特性比较着说，因为两者间存在对比。在此之前，先说西方语言产生的民族特征。与中文相对的，西方文字的特点在于用一套符号表示所有的事物，这就产生了“一元性”，即认为世间万物都遵从一个因素。最典型的也是制度上体现出来，认为通过一个单纯的技术上进行技巧处理的制度构建就可以形成社会治理。
于是就是第四点，这种思想体现出两者对于他人他物不同的态度。在制度上，西方认为全世界都应该遵循一种模式，即前面的技术性模式。而中国官员提的“每个国家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一定采取我的制度”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心这样以为。这种因思维模式而体现出的包容性区别历史上很多事已经表明得很清楚，未来恐怕还是会一样。
“一元性”突显了“一个存在”，从而突显了个人个物的边界，使边界清晰，可以称之为“排他性”。这体现在方方面面，如艺术、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等。可以以对环境的态度作为典型比较，对西方人的思维来说，我就是我，环境就是环境，两者有着清晰的边界。而对中国人来说，我与环境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虽然这不是有些人污染环境的原因，但很多人是带着这种态度去污染的，小事比如说随地吐痰等，大事则对河海山地，“天地是我家，在家要随便”。当然这也包含了中国人从不在乎去改造环境，而在国外则是，让山火自生自灭也是一个选项。另一方面讲，这也可以说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感情深厚，就好像人际关系，人与人有那么多瓜葛，但是另一面说这也是人情味的体现。
如果西方的这种本质称之为“一元性”的话，中国的特性又可以有与之相对的另一个称呼“多元性”，即认为这个世界可以不是由一个规则统治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出第五点，在宗教和信仰上的明显对比。语言上的一元性产生思想上的一元性，于是在宗教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一元性，既世界只能由一个上帝来规则。而对中国人来说，佛教或其他什么教从来都不是必须的，而且都已经被改造成中国样子，中国人对于世界是否由一个统一的上帝规则也不感兴趣。而西方则长久地纠结痴迷于此。总之，西方对上帝和其他什么概念的执着，只不过是思维方式上的一元性的体现。中国人很难理解这种执着，就像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不执着这些一样。可能这种感觉，就像上文提到的中国人见到老外时的反应一样，是无法逃避的条件反射吧。所以在信仰上，中国人宁愿喜欢更有灵活性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一个事物，既是正的一面，同时也有反的一面。
总之，所有的宗教都是民族特性的体现。从来都是人决定宗教，而不是相反。其他的如儒家思想等也是一样，这些思想更多的是中国思维方式某一方面的体现，而不是决定者。
第六则是语言产生的思维定式对其民族科学技术的影响。现在的科学是一元性的。现代科学的五个基本原则,本质上是在说同一件事：即整个世界中的每一个点，都遵循同一规则。所以西方的语言及一元性思维天然与科学精神契合。而中文产生的特性则是与之相左的，中国人从骨子里不必确定世界是绝对一个规则的。就连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也是因为提出某种宇称不守恒而得奖的，是的，为什么一定要守恒呢？现在仍有个别西方科学家怀疑这个不守恒。这种反衬是鲜明的，一边觉得不守恒总是不舒服，一边则根本无所谓。缺少思维的一元性是中国几千年没有发展出逻辑科学的根本原因，而未来如果中国科研领域语言仍然只有中文的思维特性，那么在科学技术方面只能一直跟在西方后面。相反，只需要让国内科研人员从小加强一元性语言思维方式，使其达到与母语思维一样的强度，就能让科学界拥有与西方一样的科学精神，让中国科技水平达到西方同等的高度。当然，中文的思维方式也有某种独特的灵活性和最强的理解力，可以避免西方科研中容易出现的“每天吃苹果可以降低百分之几患某病的几率”这样的局限性。也许像华为这种中国人领导的，具体理论问题主要由西方人思考的模式是最能完成科技突破的。
另外，中国也有自己发展技术的方式，那就是实践。不是从原理入手发明创造出新技术而是靠不断的实践和偶尔的灵感的方法，这么做缺点是这其中基本上都是黑箱，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优点是有时能极大地跨越式超前，发现按部就班式无法达到的东西，典型的例子如中医等。
说到这里再说一下世界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民族特性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语言产生的“一元性”是西方最本质的思维特性。因为突出一元的存在和边界的清晰，一元性必然导致排他性，即无法容忍与之不相同的，这一点历史和现实已经给出了太多例子；排他性也导致其无法避免与他人的矛盾升级，一二战是如此，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一定也是由西方国家间矛盾引发的，人类总是重复同样的命运。现代西方领导的这种全球化多元化最近似乎有在政治右转中终结的趋势，本质上还是因为西方是在一元性的思维中多元化世界，这就像一个人想把自己攥离地面一样，终究不现实。
另外，之前一直提到“西方”,但是西方国家之间也有区别，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会有程度的差别。在英式英语中，表示“好”只有几个词，而在美式英语中，则有几十种方式表示好这个意思。而在欧洲的语言中,限制则是要比英语多得多，各种性、数、格、人称时态，有些甚至有几十种组合变化。这就产生了区别，从欧洲到英国到美国，规则越来越少，灵活性越来越大，即欧洲的思维一元性是最深最强的，到了美国则是灵活性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这表现在方方面面，最典型的就是欧洲一直以来都是认为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对某些理念的态度也是，如果说德国提真的是真心的，那么美国提一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欧洲有些人觉得美国和中国更像，也是因为这个。在西方国家中，灵活性最高最接近中国的是美国，可能有些人觉得最合得来的也是美国人吧。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世界的权力中心好像总体上是从低灵活度国家向高灵活度国家转移，从欧洲的老牌几个国家，到更具灵活性的英国，再到现在的美国。当然，中国一直在世界另一角处于繁荣主体地位。至于未来会不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其实很难说，原因一是前文说的中国科技缺少一元性的现状不能超过美国，国力本质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科技，第二个原因也是前文提到的中国对他国制度等没有一元性的强求，而一个没有统一宗旨方针的人是不大可能成为世界警察这样的角色的，最多成为一个有巨大存在感的存在。和欧洲个体个人一元性较高仍大体能遵守共同目标的社会制度不同，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企图用一种技术性的制度去规则社会，但是社会中的个体的灵活性已经超出了那制度的规范能力，造成各种利益团体投机成性、赢者通吃的混乱局面。当然美国的优势也是硬币的另一面：仍然属于的一元性思维保证了科技上的优势，而实用主义则使其在国际外交上并不拘泥于规则，以撰取最大的利益。当然一个同时具有灵活性和排他性的强大存在对世界来说可能是最危险的。
说完西方，说说我们的邻国，日本，略带韩国。因为这两国家我们相对接触比较多，也更熟悉，讨论起来更有体会。日本语言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冗长的语气助词，以及词的拆解构造，这就造成了思维时一种“渲染”的感觉，于是便形成了日本国民的最大特性—你可以称之为极端性，但是我觉得这个词更准确--“渲染”。是的，日本简直是一个渲染的国家，舆论总是一边倒地对待一个社会事件，恰如那漫天的樱花。菊与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渲染。对于一事物，总是竭尽所能地去渲染它，夸张它，使它显出最大的特色。渲染这一特性体现在日本人生活生命的所有方面：说话的方式，过度的礼貌，洁癖。这个特性的强烈地把思维导向某一方面。其正面作用有：在科技中擅长精细的东西，细微式的研究；艺术作品有渲染力，如日本动漫的有影响力让人喜欢，本质是因为它的渲染力；还有整洁的环境以及各种事物中的渲染性所带来的美感等。反面作用也是明显的，科技上整体整合能力不强；行为上很容易一头扎进某一事物中，不断地纠结局部中，即使那毫无意义。看不到全局现实，提出一个目标就纠结其中一路到黑的政治态度，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很容易就陷入极端和变态，以及不顾一切的残忍。这一点无数的事物，各种事件，各种历史，各种文艺作品，都一遍遍地体现着，我只能说语言导致的民族特性是如此强作用，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方面。容易陷入极端对人类而言显然是危险的，有时候我会想，二战后幸亏是美国控制了日本，会做到按一个按钮就能让全日本停电的程度，否则如果日本是在中国一边，以中国这种不要求控制你的态度，脱缰的悲剧可能已经发生了。但是美国不可能永远控制住日本，在未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某个时机，这个拥有一颗渲染之心的民族，还是会做出最残忍的事。
再说说韩国，韩国人对中国人来说总是在某一奇怪的点有一种不自然的“执拗”，或者说是某种“倔”，这体现在很多文艺作品中，也体现在生活行为中。我没学过韩语，所以也不是了解太多，但是知道韩文不是经过长久的进化而是在某一短时间内人为创造的，也许这就是韩国人特性中这一点不自然的原因吧，语言产生过程的不自然也导致了思维上某一点的不自然。
讨论到这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本文的目的主要是论述语言在思维方式中起到主要决定作用。当然，像地理气候环境、进化历史，都影响一个民族的特征。但是一旦这些因素影响下的语言产生，语言及其所影响的思维方式对于民族特征就起了主要作用。就好像如果古代外国都说中文，也许就不会有宗教战争。当然积累也起很大作用，世界上这么多英语国家，但是条件都不同。另外，就像欧洲一样，不同地域的方言差异也会造成地域差异，典型例子比如中科院的院士百分之八十是江浙人士。因为方言而产生的每个地区人性特征是地域问题的根本原因，方言不变，这些地域差异恐怕不会消失。
我说的这些虽然大众还没认识，但世界上一些人可能早就已经察觉。国外一些精英开始让自己的后代学习中文，其中就有增进某种思维方式的考虑。特朗普一边说中国太灵活破坏了规则，一边又让自己的后代学习中文以期获得这种灵活性，也许这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而中国政府似乎也知道了仅仅只是让某个群体学习中文，就能大幅减少其极端性。另外中国的做事方式似乎也在影响着世界，这一点也很少人察觉--有时候美国外交部的发言听起来让人感觉像是中国的语气，像沙特、普京总统等的一些做法感觉比以前的时代多了某种独特的灵活性。不过总体而言，我说的这些还不是为人们所知。人类还是不能相互理解。因为高灵活性是向下兼容的，所以中国的悲剧在于能轻易理解世界，而世界却无法理解中国。这是优势，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哀。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