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和政客们扮演着一种高熵的角色。而他们本来应该是以一种低熵的、可预期的方式履行职责的，但相反他们为市场发出了一连串相互矛盾、高熵的、混乱的的信号。他们行使了错误的经济权力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经济体这个信息系统中，没有知识作为支撑的资金就是毫无意义的，而政府对那些高风险企业的救助实际上是加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只会让那些原本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

与此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将正在成长中的，具有高熵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因为政府对他们的干预实际上剥夺了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稳定的、可预期的经济发展载体和信息传输的信道。但从信息论的角度，监管本来的主要作用是用权力代替知识。一般来说，监管越多，信息就越少。但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前三年里，增加了11327条监管规定，这让美国的监管措施过多。

监管规则本应该是一个低熵的载体，为企业开展业务提供便利，结果反而变成了高熵的干扰因素，加剧了企业行为的政治色彩。监管机构的本意是改善经济环境，但是其高熵的、不可预期的监管规定反而造成了对经济系统的极大破坏作用。

在美国经济中，政府政策的彻底转变造成了很多破坏性的影响，改变了风险资本赖以运转的信息环境和法律环境。其中加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一度成为了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中心。但加州的税赋让企业和民众难堪重负，家庭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家庭，其需要缴纳39.6%的个税，还不包括企业一些附加的税赋。这样的高税负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开始纷纷搬离加州，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企业的衰落。2012年开始，加州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政府却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措施，比如斥巨资建立所谓的智能电网，和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并采取高额补贴方式，这让政府背负了巨额的政府债务。

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影响了风险投资行业的信息流通和学习曲线，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军事力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1/5都是风险资本贡献的，尤其是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先正是得益于大量的风险资本投入，包括因特尔、基因泰克、谷歌、苹果等公司。但是如果将大量资金用于补贴应用于绿色能源，这无疑将损害美国的长期战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