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参加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浑身散了架似的，吃过饭躺在南屋炕上就不想动弹了。
“书记叫你到学校去一趟。”一个童声在炕前响起。一看是个小学生，急忙挣扎着爬起来，跟着他一路揣摩着来到学校办公室。
明亮灯光下，身材矮小、饱经世故的村书记端坐在椅子上，微笑着示意我坐下，关切地问：“这段劳动感觉怎么样？”我有些无奈地说：“还行。”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地说：“经支部研究，让你到总机室守总机，负责下下通知，写写通讯报道。队里给你记整劳力工分，另外公社每月补贴八块钱。好好干！”我喜出望外，就像跋涉在沙漠里突然遇到一汪清泉，好好表了个态，就乐滋滋离开了。
对总机室我并不陌生，它就在村前大队部后排房子西头，绿色门窗，窗下立着一根线杆，上面布满蛛网似的电线，通向四面八方。高中期间每次上学都打此经过，看上去似乎有点神秘色彩。
当时的大队部十分红火，前后两排大瓦房，设置着党支部、民兵连、副业办公室、屠宰组、磨坊、油坊和刚从我家老宅搬过来的木工组。在那个高度集中的大集体年代，这里可谓是全村政治经济中心。院中几棵参天的柳树、梧桐和法桐，树冠如盖，将房舍掩映在一片浓荫之中，从枝叶间传出鸟儿婉转密集的啼叫声。树上一个高音喇叭，一天三时铿锵有力地向村人传递着时代强音。前面是村科技队和一方方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试验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走进大队部，给人一种庄严之感。
总机室在大队部的地位很特殊，有其独立性，除了下通知很少和大队发生联系，直接受公社党委领导，可以说是公社党委下设机构，顶头上司是党委秘书，主要任务是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确保信息畅通。公社在每个生产片都设了一处总机，坊岭片有七个行政村，总机下设七部电话。
在首任话务员荆大哥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荆大哥去县城上班了，又来了一位新同事，由我负起了主要责任。
一天午后，浩浩荡荡的县农业学大寨检查团来到村里，各位大员们在学校里喝水休息，县委书记在公社书记和秘书陪同下，来到总机室。秘书让我接通县委办公室电话，我谨慎操作着，通过公社支局，电话顺利接通。县委书记俯身抓起话筒时，露出了佩戴在腰间的手枪，我不由心头一颤，更增加了对这项工作的敬畏感。书记开始讲话，我就退到外间去了，总机室有严格的保密纪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记的不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毛主席为通讯兵的题词：“千里眼，顺风耳”，时刻在耳边激荡。
（二）
外人看来，总机室是安静的，工作是清闲的，实则不然。
那是个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行政命令“一刀切”登峰造极的年代，会议特别频繁，大到传达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贯彻上级会议精神、部署和推动运动开展、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小到倒茬套种、抗旱保苗、棉田管理、农田水利建设等，都要开会。通知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时间一天，带饭一吨（顿）”，已经成为圈内带有戏谑性的口头禅。公社常委会夜间临时议定第二天开会，也是常有的事，总机室随时处在应急状态之中。
当时的通讯条件，近乎原始。广播与电话共用一线，来了广播就不能通话了。虽然各村都设了电话，但办公室没人时候多，有人时候少，有的小村常常三天两头没人，电话形同虚设。西桥子村电话线从书记家西头经过，无奈之下，我们“纂”出一个土办法，把电话线与他家小广播相连，小广播既可受话又能发话，总机一摇，里面“嘎啦嘎啦”响，家人听到，对着小广播就能搭上话，书记不在就和他老伴或儿子吆喝上一番，我和书记儿子是同学，实在得很。位于东南方五里外的高家楼村，拉的是地下线，不知是天寒地裂还是挖土挖着的缘故，有一处接触不良，时通时断。同在东南方、远出二里地的张家屋子村，共用这段地下线，故障点直接影响到两个村的通讯联络。因是地下故障，排除难度很大，支局外线员带着仪器来测过几次，都没解决，最后不了了之。
此等状况，下个通知简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当然，也有侥幸之时，电话一要就通，村村有人，转眼之间，大功告成，畅快之情，溢于言表。但此种情形毕竟少有，大部分通知要电话与跑腿并行，同时挖空心思，动用可靠的人际关系，在确保万无一失前提下，能捎带的捎带，能转告的转告。如果是夜间接到通知，承受的压力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犹如战斗骤然打响，奋不顾身冲锋陷阵一样。
夏日一天晚上，接近十点了，突然电话铃响起，党委通知次日上午在狄家屯村召开夏季造肥现场观摩会议。一阵手忙脚乱，使出浑身解数，只下到五个村，最远的高家楼和张家屋子没有接通。
只好跑一趟了。恰好周六，父亲从井沟中学回来，匆匆回家推出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就上路了。
月光皎洁，清风徐徐，一个人行驶在寂静的旷野，感觉特别快，不知不觉行至六斗路口，向南拐出不远，猛然间，看到路沟西侧站着一个人，死死的、凶狠的盯着自己，头皮一炸，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本能地跳下车子，惊惧地与之对峙着。莫非遇到劫道的了？左右张望，皓月之下，万籁俱寂，空无一人，汗“咕嘟”出来了。
怎么办呢？这是必经之路，后退也没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狭路相逢勇者胜，硬着头皮向前闯吧！想到此，跨上车子两脚使劲一蹬，侧目紧紧瞄着对方，箭一般冲向前去，就在经过的一刹那，只见那人“嗖”地跳下沟，向我追来，我不由失声惊叫。
没命跑出一段路，感觉身后似乎并没人，确认之后壮着胆停下车子，回首一望，笔直的道路就像一条洁白银练，只有自己孤零零立在中央。满心狐疑，被强烈的求解欲念所驱使，又推着车子退回原处，机警地定睛一看，原来立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杨树，月光下树叶婆娑，闪着银光，顿时释然。
顺利下好通知，带着“历险”后的余悸，路经此地又下车仔细查看、探究了一番，思来想去终于弄明白了，视觉上的“越沟追赶”，不过是相对运动产生的错觉罢了。由此，我相信了一句话，世上所谓的鬼魅不过是心造而已。从此，夜间独行再不惧怕。
严峻考验是遇到极端天气。常言说:军令如山倒，无论是风雨交加、冰天雪地，还是激流险阻，都不容丝毫犹豫。
冬季一天傍晚，快下班了，突然接到公社通知，次日召开支部书记和驻村干部会议，传达县委会议精神。正值寒潮袭来，北风呼啸，寒气逼人，电线杆上的瓷壶在寒风中发出尖厉、刺耳的哨音。争分夺秒摇动电话，正如所耽心的那样，还是最远的两个村高家楼和张家屋子没有下到，不由皱起眉头。惶惑地向窗外一望，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狂卷乱舞，天地间一片混沌，在墨染般暮色中有些阴森可怖。
趁早不趁晚。二爷爷见我围上围脖慌忙出门，厉声喝问:“去哪里？”“下通知！”“这么冷的天不要命了？戴上我的狗皮帽子，换上我的厚羊皮袄！”披挂起来，就像个笨狗熊，又像个大皮球。钻进风雪交织之中，被凛冽的北风吹着，向南走，好似一片轻飘飘的树叶，头重脚轻、一溜歪斜。向东走，则要仄着身子用力向北抗着，不然就被刮到沟里去了。雪很大，但路中间并存不住雪，转眼就被旋跑了。肆虐的暴风雪，就像一头狂傲的、要横扫一切的怪兽。尽管全副武装，衣服很快就被打透了，尝到了彻骨的寒意。
来到张家屋子支书家，书记裹着衣服打开门，见立着一个雪人，吃惊地哆嗦着嘴唇说：“啊呀，这样冷的大雪天，怎么来的？快上屋暖和暖和吧。”我口齿僵硬地说：“走着来的。不了，还是早一点回去吧。”
踏上归途，逆风而行，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风雪像鞭子一样斜斜地抽打在脸上，又疼又麻，猫咬似的，眼睛睁不开，风灌的喘不过气来。遇到强阵风，就背过身去，倒退着走，有时站立不住，又踉踉跄跄被吹回去了，刹都刹不住，如此反复多次。
与风雪搏击之时，从身边跌跌撞撞走过去一大两小三个人，诧异地用手挡住雪片睃了一眼，原来是本村一位命运多舛的叔叔领着两个幼子，这是回张家屋子他丈人门上的居所吧？可能是我穿戴的缘故，对方没认出来，擦身而过。望着瞬间消失在弥漫风雪中三个单薄、瘦弱的背影，不由涌起一阵酸楚，感到了人生的不易，一本书的名字《悲惨世界》跳入脑海，心理顿时平衡了许多。又想到了胶莱河工地，此时人们收工了吗？听说要干到十一点，这样的天气还在推车、挖土吧？也许正干得热火朝天。比起他们遭得罪，自己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进而想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大军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那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说到底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喝着甜水长大的啊！
正想着，透过雪幕，隐隐看到村子零星、温馨的灯光，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脚下似乎也有力了。
回到总机室，炉火正旺，暖意融融。慢慢脱下冻得嘎吱嘎吱响、盔甲似的老羊皮袄，摘下狗皮帽子和围巾，扑打掉积雪，坐到炉边，烤着手，煦着脸，喝了杯热水。突然，肚子蠕动着“咕噜”了一声，这才意识到还没吃晚饭，身子顿时瘫软下来。
（三）
与公社支局保持联络畅通，是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也是总机室和支局共同职责。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悲痛和深深忧虑之中，国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通讯值班，异常紧张。就在这时，总机突然和公社支局失去了联系，机器运行正常，一定是主线路出了问题，我速速换好衣装，上路查线。
连接支局的主线路大约有十二华里长，穿过茂密的田野和官河、杨岭庄河等几条河流。查过官河，低矮、歪斜的线杆完全淹没在无边无际的高粱的海，走在里面，皮肤被叶子划破了，高粱花子落了满头满身，除了看到头上凌乱、狭小的天空和盘旋、俯瞰的老鹰，什么也看不到，就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热带雨林之中。
“谁？干什么的？站住！”几个尖细、严厉的童声几乎同时响起，吓了我一大跳，一群拿着红缨枪和镰刀的儿童，神兵天降般从高粱棵子里向我逼近，横眉冷对，将我团团围住。
我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镇定下来，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护坡的，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你形迹可疑，一个人在高粱地里乱钻，想干什么？说！”“我是坊岭片总机话务员，线路出了故障，是来查线的。”“怎么能证明？”“你们看，我是顺着线杆过来的，还要沿着线杆查下去，直到查出故障。你们能不能和我一起查呀？”儿童们面面相觑，将信将疑，其中一位拿着镰刀、胖墩墩的儿童嘴角动了动，欲言又止。我又说：“你们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吗？”“没看过。”稀稀拉拉地回答。“电影《英雄儿女》一定看过吧？”“看过。”儿童们的眼睛闪着亮光。“电影中的英雄王成，背着报话机，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连续喊叫着：延安，延安，王成呼叫，王成呼叫。敌人上来了！敌人上来了——”不等我说完，那位拿着镰刀、胖墩墩的儿童突兀地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赞赏的望了他一眼，说：“我的职责和王成是一样的，王成是无线，我是有线。现在是非常时期，线路出了故障，跟上级失去联系，情况万分紧急，希望同学们能助我一臂之力。”那位胖墩墩的儿童眨着眼睛，有点诡秘地说：“我知道电线在哪里断了！”“那太好了，你头前带路，我们一起去吧，越快越好。”儿童们的热情和劲头一下子上来了，前呼后拥拨开高粱秸向前钻去。
我好奇地和头前那位儿童交谈着:“你是怎么发现电线断了的？” 他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那个地方有棵‘姑娘’，来的时候我叉过去看看‘姑娘’熟了没有，就看到了旁边有根电线杆断了。”
在他引导下，果然在一个大井子边、线路的拐弯处，找到了腐烂倒地的线杆。我惊诧的瞪大眼睛打量着现场，线杆底部基本腐烂透了，它的倒地将两侧的线杆也扯倒了。
这种情况个人处理不了，谢过儿童们，我甩开大步径直奔向支局，带着外线员匆匆返回现场。外线员一时也束手无策，两人商议了一下，由我到附近西桥子村求助于支部书记，让他安排人扛来几根木杆。线杆弯弯棒棒实在不像样，但只好如此了。在外线员指挥下，大家齐心协力，在青纱帐里扑扑愣愣好一顿忙活，这才使线路得以恢复，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我很清楚，此是权宜之计。故障点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建成的一段四华里长的老线路上，这段线路上所有线杆都已腐烂不堪，随时都有倒伏可能，长远计必须全部更换。外线员也流露出此意。这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啊，自己心中没底，但又势在必行，心乱如麻，晚上思来想去，辗转难眠。
第二天，专程去支局与外线员进行了商榷、探讨，框算了所用物料，制定了初步方案，然后鼓起勇气，走进一路之隔、有些让人敬畏的党委大院。
巧合得很，党委办公室秘书和公务员在坐。跟秘书见过几面，公务员也不陌生，但还是作了自我介绍。不等我说完，秘书微笑着指了指一旁的躺椅，说:“小王，快请坐吧。”公务员客气地递过来一杯水。秘书爽快地说:“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有些拘谨地掏出本子，把更新线杆的想法以及起因、必要性和与外线员商议的结果，详细汇报了一遍。秘书没有即刻表态，表情严肃。我很是忐忑不安，手足无措，喝了口水强作镇静，焦灼而茫然地等待着。秘书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扼要地向我询问了几个细节问题，然后铺开信签纸，提笔凝神贯注书写起来。写毕，看了一遍，交给我，干脆地说:“你看这样如何？”我恭敬、慌乱地接过来，有些头大地解读着。秘书起草的是一份《因更新部分老线路凑集线杆和电线款的通知》，通知对象是坊岭片各村党支部，下达的任务十分明确、具体，包括线杆的树种、高度、胸径等，可操作性很强，并赋予我们必要自主权。我连声说:“好！好！这样就好办了！”秘书将通知盖上公章，装进信封，郑重交给我，说：“你们的建议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回去抓紧落实吧！” 秘书沉稳、干练、高效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了党委坚定支持，心中顿时亮堂起来，激情澎湃。
走出党委大院，又情不自禁展开通知看了一遍，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内容，还有秘书的文采，那朴实、准确、流畅的文笔，潇洒、遒劲的字体，特别是一气呵成的功夫，很是让我羡慕。此件保存了若干年，对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后来自己也做了一名文秘人员，效仿对象就是这位党委秘书。
拿到上方宝剑，不等于一点顾忌没有了，村支部书记都是些威风八面的土皇帝，自己不善言辞，又缺乏社交经验，怎么把任务落实下去呢？最让我打怵的是东桥子村外号叫“老阴天”的支部书记，资格老，架步大，脾气暴，动辄疾言厉色，火冒三丈，难以接近。
迎难而上。此刻，骨子里不常出现的倔劲也上来了，选择的第一站就是东桥子村。当谦恭地来到这位书记面前，拿出通知，耐心说明了事情原委，出乎意料，他答应得十分干脆，破天荒老皱脸上堆出笑容，眼睛眯成一条缝，慷慨地对我们的工作说着几句褒奖之词，让我很是惶恐和感动。接下来与其他书记接洽，也都十分顺利。直觉告诉我，这固然与党委通知有关，支部书记们对总机室工作比较认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使我们更加警省和自律。
送交线杆这天，进出大队部的马车络绎不绝，吆车声、鞭声、马嘶声、卸木头的撞击声，混杂喧嚣，热闹非凡。总机室前那棵大柳树下，堆积的线杆如同小山一般，一色的新采伐的笔直的槐木杆子。大集体机制下，谁都想弄个门面啊。
“三秋”一过，地净场清，即可动工。公社支局、广播站的技术人员、高家楼村的电工都上阵了，附近村庄派出了劳力，官厅村派出了马车，在广阔的剃光了头一样的田野上摆开了战场。支局高工担任总指挥，挖坑的、来回运送物料的、竖线杆的、穿着铁鞋系着安全带爬上爬下的，各司其职，长长的战线上一片忙碌。
秋日的天空是晴朗的，太阳是暴烈的，人们的脸晒得像红烙铁，有的爆起了皮，民工们干脆脱去衣衫，裸露出古铜色、结实而微驼的腰背，黑水流汗、吭哧吭哧劳作着。中午，西桥子村送来了单饼卷鸡蛋以及大葱、虾酱和酱腌咸菜，大家在坷垃地席地而坐，说笑着，吃得那样香甜和满足。时间是紧迫的，任务是艰巨的，抹下嘴巴子，打一个饱嗝，又晃着膀子各就各位，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决战，急头赖脸地喊叫声和短促有力地应答声，此起彼伏，震荡着空旷的田野。夜幕降临、雾霭笼罩之时，终于顺利完工，一排长长的、崭新的线杆竖立起来了，就像无数昂首挺胸、忠于职守的哨兵整齐地延向前方，与上级通讯网紧紧连在了一起。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道最渴望、最靓丽的风景线啊！
奔波劳累了一天，卸下千斤重担，疲乏已极。晚上住了广播，坐在总机前，梳理了工程杂务，看时间已晚，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了，草草洗漱了一下，倒在小炕上便拉起鼾声。酣睡中被持续、刺耳的铃声震醒，一骨碌爬起来，睡眼朦胧地抓起话筒，焦躁地“喂”了一声。“坊岭片到了，不要放下话筒，一会集体下通知。”是支局总机的声音，接着是各片总机陆续报到的声音。到齐之后，公社党委副书记威严地拖着长腔道：“我是党委副书记，下个紧急通知，请大家听好记好：明天上午八点半，在党委会议室召开由社直部门负责人、各村支部书记和所有包片、驻点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时间半天，内容特别重要，任何人不准缺席和代替！”少顷又问：“有没有没听清楚的？听清楚了那就抓紧下通知吧！现在接近两点一刻，刻不容缓，大家都是干这一行的，响鼓不用重锤敲！”
睡意顿时化为乌有，一下子进入应激状态。深更半夜怎么办呢？穿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星斗满天，夜色沉沉，冷风瑟瑟，整个大队部沉浸在昏暗和死寂之中，唯有前面民兵值班室透出微弱灯光，情急之下走了过去。
平常和民兵相处不错，他们是总机室常客，偶尔一起凑个“狗皮局”打打牙祭，此刻也许只有他们能提供帮助。推开门，见几个民兵囫囵滚个子并躺在光席土炕上，轻声把负责的大叔叫醒，说明情由，他缓缓坐起来，用手揉着惺忪的、有些发红的眼睛，定醒了一会，打着哈气直截了当地问：“通知写好了没有？”“还没有。”“回去一份份写好，写上书记的名，拿过来吧。”赶紧回去照此办理，将一封封通知小心翼翼交给他，感激地说:“那就劳驾你们了。”“不劳驾，有人去送，还能拿到收条，把心放到肚子里好啦！”早晨，大叔果然拿过来一摞收到条，上面歪歪扭扭落着支部书记签名。
原来村里有十几名被管制的“四类分子”，由民兵直接管理，他们经常性的任务是，人手一把大扫帚，早晚扫大街。民兵将他们分了组，指定了组长，有任务交给组长，组长再分派下去，安排的事半点不敢走样，否则就小棍伺候。通知就是这样下到的。想起来似乎有些欠人道，这只能算作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吧。这种应急办法，再没采取过。
这天上午，无意间拿起话筒，从里面串出电话会议的声音，从中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惊心动魄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正式消息十几天之后才公布。
（四）
袁家公社辖四十三个行政村，十二个社直部门、单位，支局只有一个投递员。投递员一般隔两天或三天过来一次，来到放下报纸和信件，有电报和邮单打开夹子让我们签上字，坐一会，就跨上那辆草绿色、两侧挂着邮包的加重自行车，晃晃悠悠离去了。
那时，写信是人们交流信息和情感的主要方式。我村是个大庄子，有四百多户，投递员每次都带来一摞信件。信件带有鲜明个性化色彩，有的不写寄信人地址，只写地址内详，有的在背面工笔描着：“盼望信儿如飞燕，早早落到她面前”，有的特别提醒：“内有照片，请勿折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信封就可大体判断出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
我村的布局是沿一道东西走向的岭而建，跨度很大。适合让副业人员捎去的信件就托其捎去，其余的不管多远，我们都利用下班时间逐一送到门上。家人见到亲人来信很是高兴，对我们感激不尽，遇到吃饭总是古道热肠地恳切相让。
一天快下班了，村后一位白皙、温柔的姑娘，傍在门口向里探头探脑，见我一个人在，轻声细语地问，有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我说没有。她有些疑惑，踯躅了一会，莞尔一笑，嘱我收到信快给她送去，我说可以。过了几天，她又焦躁不安地过来询问，还是无获而归。姑娘盼望的信终于来了，当我递到她面前，她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和激动，脸颊绯红，连声说:“谢谢！谢谢！”同时又有点不好意思。从来信地址看，对方是鲁西一家钢铁厂职工。我想，这期间她一定经历了柔肠百转的情感波澜吧？很遗憾，这朵爱情之花后来没有结出果实，也许此时已经出现了裂痕。祝福她，善良多情的姑娘！
人们对外联络的另一种较为便捷的方式就是挂电话，所要电话一般是县域内的，偶尔也有跨地区、跨省的长途。后一种就麻烦了，就像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层层转接，九曲十八弯，费时费力。有时等得不耐烦了，让支局总机催问一下，支局总机打开长途话务台，里面立即爆出一长串南腔北调的语音，有冷言冷语的，有不急不燥的，有矫揉造作的，有打情骂俏的，就像煮沸的一锅粥。
村西头一位张姓的大爷，给在西安做事的儿子挂长途，早晨过来挂上号，等了一上午，来广播还没见动静。吃过午饭他又来“上班”，坐在一边一袋接一袋抽闷烟，中间我催问过好几次，支局话务员都说还在转接中，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响起呼叫接长途的铃声。大爷抓起话筒通过话，如释负重地长舒了一口气，拍着有些僵硬的双腿，诙谐地说：“真能急出疮气来，有这个功夫估计走也到了，干你们这一行真得有极好的耐性。”
挂长途是计费的，有的通话人当场不方便，过后又忘了，毛儿八七地登门去要实在难开口，只要不是什么大钱，自己就给垫上了，累起来也是个不小数目。
话务员在村中是受人尊敬的，待遇也比较优厚。我任职不久，公社补助由每月八元提高到十二元，之后又提高到十五元，月底由本人到公社机关财务室直接支取。当时新入职的国家职工月工资才三十元左右。我很节俭，每月消费一般不超过三元，其余用于家庭日常花销基本就够了。
这是我度过的一段最舒畅、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
工作之余，利用碎片时间，开始了有意识地阅读。尽管文化贫瘠，还是设法弄到一些书籍。从村西头一位姓刘的民间秀才那里，借到一套“文革”版的、删得很干净的四大名著，下狠心买了两套时下走红的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与村中阅读爱好者建立了密切联系，用互惠方式千方百计把正在传看的书索到手，记得有《苦菜花》《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这些书传来传去已经破烂不堪，有的缺皮少页，有的脏兮兮地，但拿到手比什么都高兴，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夜间，独坐在明亮的罩子灯下，静静享受着美好的阅读时光，思想遨游着，感觉那样惬意。还书时，兴奋地交换着杂芜的感想。受当时政治形势影响，还读过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如《马克思与燕妮》、《共产党宣言》等，后一本实际上是啃。说是有意识地阅读，是因为手头还保留着一本记录书中好词语和精彩片段的本子，美其名曰“阅读集锦”。
文字方面也有所长进，明显增添了乡土气息。兼着通讯报道员，这是我所愿意从事的。对上级部署的重点工作和村里的开展情况，敏锐地关注着，发现新闻素材，就速成稿件，寄到县广播站，多数是提供给公社广播站《自办节目》。三秋会战打响后，为了突出新闻时效性，晚上骑着自行车，跑到十几里外、按在田野帐篷里的会战指挥部报送稿件。指挥部内灯火通明，一片紧张忙碌景象，看到战报编辑一个人在角落里忙着油印，赶紧上前帮着翻捡纸张，直到全部印完。此时夜已深，炊事员送来夜餐，盛情难却，分享了一碗浇着葱花肉丝的面条。返回途中，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官河坝顶、被月光照白的狭窄小道上，葱花肉丝的余香还留在唇齿之间，望着两岸朦胧的、从白天喧嚣中安静下来的黑土地，一种激情在周身荡漾，仿佛与这片热土融为一体了。
自己还兼着村团支部副书记。书记包队，让我主持工作，总机室成了开展共青团活动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召开团支部会议，研究工作计划，确定发展对象，然后分头出去搞政审材料。大队部有两间闲房，前面有一片小桑树，团支部就搞起了养蚕项目。几位支委和团员骨干轮流值班，蚕进入食盛期，桑叶不够吃，利用中午时间，一同骑着自行车驰骋在高粱夹持的乡间小路上，跑出去五、六里路采摘桑叶。大家热情高涨，关系融洽。晚上开完会，高谈阔论一番之后，有时三三两两走出总机室，来到前面柳树下，或菜地边，敞开心扉交流起来，谈工作，谈学习，谈爱好，谈志向，谈个人情感。不论男女，心灵就像清澈的潭水，不掺杂半点功利，每句话都发自内心，都是为了对方着想，交谈得那样投机，那样忘情，不时发出开怀地笑声。虽在夜晚，对方的神情和细微心理变化，也能准确觉察出来。谈话情景，有时还在脑海浮现。青年时代结下的友谊，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总机室是一个公共场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时有光顾，到了这一层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可保，需要保密时让外人回避一下就行了。相邻官厅村有个老人叫孙凤周，个子不高，布衫布履，下巴留着很讲究的长须，神清气爽，颇有点仙风道骨，每逢坊岭集都挎着个竹篮子来赶集，赶完集就到总机室坐一坐，也没多少话，喝杯水，矜持地微微一笑，就飘然离去了。他会算卦，有一次，他郑重对我说：“你也摇上一卦吧。”说着从竹筒倒出几个铜钱。我不信迷信，他既然说了，就拿起铜钱摇了摇，抛到桌面上。他仔细捡起来看了看每个铜钱字面，眼睛闪出神采，沉吟道：“你有贵人扶助。”此话的可信度，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与社会底层小人物打交道，包括走出家乡以后，到路边修鞋，也能与鞋匠聊上一番。我认为，这些坊间小人物，是清苦的、朴素的、笃实的，其中不乏真人、高人，和他们接触，放心、踏实，无须设防，能听到真话，了解到社情民意。这种观念，构成了我看待社会的心理底色。
话务员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引起一些人取而代之的欲念。1977年县学大寨工作队驻村后，对支部班子进行了调整。新任书记上任不久就找我谈话，要我到学校教学，我没有同意。原来他堂弟早就瞅上了这个差事。
过了几天，学大寨工作队队长又来到总机室，亲自找我谈话，严肃地说：“经工作队和支部研究，让你担任大队会计，支部很快解决你的入党问题，这是党组织对你的信任和重用，希望你千万不要辜负领导期望。”我有点发懵，同时也有点心动，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还是给自己留有余地，说：“回去跟家长商议一下吧。”家长闻听，耽心一个不到十九岁的毛孩子，驾驭不了下面十一个足智多谋的小队会计，不同意我接任。当这位队长又来询问，我委婉地告诉他时，他大为不悦，忿忿地哼了一声，拂袖而去。涉世未深、有些书生气的我，一颗心顿时掉到冰窟里，初尝了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觉出了处境的不妙。此处不可久留，必须尽快另寻出路。
这时，随着伟大的历史转折，高考制度恢复了，决心破釜沉舟，奋力一搏。填报的三个志愿，其中一个是山东邮电学校，可见我对这一职业的青睐。和他人不同的是，与担任民办教师的未婚对象同时登上考场，更增加了一层压力。冲刺过程和考试前后的心路历程，在《1977年恢复高考亲历》一文中有详细记述，就不再赘言。总机室见证了我于困境中奋起的执着、等待通知书地煎熬、几近绝望时地痛苦和最终如愿以偿、同未婚对象双双被录取地欢欣。自己没有辜负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有辜负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靠着坚韧毅力，走出乡关，踏上了新的更加广阔的人生之路。
到公社驻地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转移时，顺便到党委办公室与秘书辞行。这位为自己所敬佩的工作上级，此时已进入党委常委。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热诚地说：“祝贺你啊，小王，考上了大学！”我羞愧难当，说：“不是大学，是中专。”他幽默地说：“那也是小大学！”又鼓励我说：“总机干得不错，很有成绩，到了学校继续努力啊！”不久他调到县委工作，八十年代中期担任了镇党委书记，后来成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
如今已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便捷程度超乎想象。不知怎的，当年那段用摇把子总机的经历，还时常让我想起。两相对比，恍然若梦。
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