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尽头那个生锈的绿色邮筒,已经三年没人来开过箱了。邮递员老周退休前最后一次清空它时,从里面掏出了二十七封信,全都寄往同一个地址:城南花园路十七号,收信人林月。
老周认得那娟秀的字迹,是住在街对面二楼那个老太太写的。她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把信投进邮筒,然后站在梧桐树下看一会儿天空,慢慢踱回家。
城南花园路十七号早就拆了,变成了一座购物中心。老周犹豫过要不要告诉老太太,但看到她投信时虔诚的神情,话又咽了回去。他把那些信收在一个铁盒里,想着哪天或许该找老太太谈谈。
退休前一天,老周终于敲响了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
开门的是老太太的女儿,眼睛红肿。“我妈昨天走了,”她说,“肺癌晚期,拖了两年。”
老周愣住,手里的铁盒子突然沉重起来。
“她一直在给谁写信?”老周问。
“给我爸。”女儿苦笑,“我爸三十年前就走了,工地事故。我妈一直不肯相信,说他是去远方工作了,总有一天会回来。”
老周打开铁盒,最上面一封信的日期是昨天。他犹豫了一下,抽出信纸。
“林哥,医生说我时间不多了。其实我早知道你不在了,只是假装你还在远方,这样日子就好过些。现在我终于可以去找你了,别走太快,等等我。”
信的末尾,是一行小字:“这三年寄不出去的信,我都知道。谢谢你,老周。”
老周抬起头,看见窗台上摆着两个信封,没贴邮票,一封写给他,一封写着“林月收”。他打开给自己的那封,里面只有五个字:
“思念需要地址。”
那天傍晚,老周把铁盒子埋在了老梧桐树下,上面压了块石头。第二天,他开始每天下午三点来树下坐一会儿,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那个生锈的绿色邮筒。
偶尔有孩子问:“爷爷,你在等信吗?”
老周笑笑:“不,我在等一个不需要地址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