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浙江一座沿海发达城市。人生的前三十年，我一直在浙江成长、学习和工作。我的丈夫，来自山东沂蒙山区，最终定居在我的家乡。结婚六年，每年春节都回丈夫的老家。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我对第三个家有了更为深入的视角与情感。这是一个城市媳妇对农村公婆的告白。
路边有个小店
婆婆今年六十五了。她在一个名叫小店的镇上开了个小店。店在国道旁，白天晚上都有大卡车夹杂着小轿车哗啦飞过。她推开折叠铁门的哐当间就有可能跑走十几辆。这些车什么牌子、什么样子、来自哪个省份，她从不关心。她的眼睛在店里，不在店外，除了过年前。
店是自家的房子，镇上统一盖的，浅黄墙皮半弧扇型的窗。一楼开店二楼住人，一年365天公婆二人都守在这个地方。店名为书店，但其实什么都卖。有书，从《如何种蔬菜》到《中小学生作文选》再到《楚乔传》。有文具，五毛的笔芯，一元的铅笔，两元的水笔。有生活用品，从吹风机到扑克牌再到各类品牌香烟。六年前我第一次见婆婆，她愉悦地拉着我在这百平方的屋子里转。“卖一个就赚一个的钱，一天好时有百来块呢！” 那时，她刚刚开店一年。
跟大城市瞬息万变的快节奏生活相比，小店镇的生活看似恒久长远的平静。婆婆的邻居们，卖钢材的、饲料的、家具的、儿童服装的，跟她的店一样成了小店镇上习以为常的风景。客户也都是镇上的邻居们，买卖之间还需多个寒暄。每周镇上都有赶集，那个时候最热闹，前后几个村的人都会来到小店镇，那也是公公婆婆最忙碌的时候。他们两个需要一起看着店。公婆的作息时间是中国式的国际版。早上六点多，他们跟着太阳一同起床。胡乱喝碗小米粥，喂好鸡，炒些花生米，拉开店门，擦去灰尘，一天开始了。下午二三点时，人不多了，便在一楼的厨房里随意热两个菜，一边瞅着店门一边吞着菜。一天最轻松的时刻则是晚上七点后。拉上铁门，回归二人世界，他们终于可以稍微歇一下，慢慢地吃顿饭。
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没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事。
那些缓慢的变化
如同细沙在溪水中缓慢的流动，农村的生活看似缓慢，但是一切都在变化。
首先，是移动支付的全方位渗透。
去年回家的时候，我送了婆婆一台智能手机，同时，丈夫又把自己去年的三星送给了公公。我们教的很耐心，两人则像小学生似一点点学。我们回来后，二人又忘了大半，最常使用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微信视频。今年回去，我突然发现他们两个又多了一个新功能，就是领红包。
在他们收银的柜台上，赫然醒目地贴着支付宝和微信的收款码。旁边还有一个，是扫一扫领红包。公婆是现在镇上最大的综合超市看到了这个，然后问了丈夫。丈夫年中回去又给他们申请好。他们开始知道，原来支付宝付款每一天能领几毛甚至上元的红包补贴。于是即使没有人购买，他们也会轮换着用手机支付，将红包领给自己。
到了村里赶集的时候，这种变化也非常明显。年纪大的老人们还是收着现金，但凡稍微年轻些的，推着的货担上都会贴好支付宝或微信的收款码。
公婆已经相信了，在余额宝里存钱，比银行活期收益更高，而且是安全的。
同时，电商也更深入地覆盖了。
出于客气或者距离，我在此之前从未问过这家店一年能挣多少钱。我原先猜想，这么多货品，不请人，无需房租，一年没个五六万根本不值如此的辛劳。今年看见支付宝扫码的出现，忍不住寒暄地问生意如何。婆婆垂着眼帘，嗯，一般吧。丈夫私底下告诉我，生意很差，一天可能就几十。利润？不，营业额。
镇上的年轻人都去网上买东西了。即使公婆店里的东西比网上更便宜，他们也喜欢在网上买，哪怕只是一本书，或者一个小的钥匙扣。过年回家期间我们并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快递停运后人们还是回来店里采购。公婆说，我们一走，快递恢复了，邮局的大包小包也来了。
如果未来快递的速度可以更快，更深入，会取代公婆这类毛坯房摆上货架、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小店们。对于两个上了六十的老人而言，他们根本没有设计宣传海报、买赠等各种吸引人的思维方式，也不知如何智能化管理货品。对他们而言，所谓生意就是去批发商里进货，加一点微薄利润卖出。卖不掉怎么办？他们说便宜点总会卖掉的。
虽然六年前我第一次见他们时进的那批皮带，还挂在原来的位置。
那些割裂的迷惘
从沿海城市到山区农村，差异是巨大的。当我们在大城市被焦虑淹没时，留守农村的人也有相同的感受。有时候不得不消极的认为，出生地极大程度地决定了人的命运。
发达地区的农村和落后山区的农村，不是一个概念。在浙江某些城市，农村的富裕程度是公婆没法想象的。许多村里都有企业，年轻人在家就有事做。多好山好水，还可以发展旅游和农家乐。如果恰好碰上拆迁，便制造出一批富翁。只要不沾染赌博等恶习，年轻人在农村生活一样有盼头。而公婆这里则完全不同。他们的店在镇中心的国道旁，四周荒凉，植被稀疏，没有支柱性产业，很久以前还有贫困山区的帽子。我问万一拆了会如何补偿。丈夫说，这里的地不值钱。
读完书的年轻人都走了。近一点的，去了日照城里。稍微远一点，去一小时外的青岛。再远一点，哪里都有。最后留下来的，只有老人。
所以，丈夫即使想家，也回不去了。
在认识我之前，婆婆开始对生活感到知足。他们每一日无休止的工作，养大了一双儿女。辛苦攒下一点钱，想着儿子结婚可以用上。却不料到儿子工作的城市，那点钱不足一个厕所的价。婆婆更努力地工作。小店不忙就忙田里，休息让她无所适从。她依旧延续着勤俭的习惯，吃自己种的菜，穿十几年的旧衣服，生病能自愈就不去医院，生活中没有任何娱乐消费。花钱让她感到罪恶。她说省下的钱给孙辈们，读书需要钱。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在城里早已退休，退休金也比她一季的收入都多。如果说人靠对比得知此刻状态，那么跟城里退休的老太太相比，婆婆无疑是相对贫穷的。我们常常讥笑农村人土、穷、愚昧，认为贫穷就是原罪。
如果贫穷是原罪，那也是社会集体参与的。
割裂的，还有每一代人的生育和养老观念。
婆婆小的时候，人人都说多子多孙好，有人就能创造“人间奇迹”。她有七个兄弟姐妹。
婆婆结婚的时候，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她先生了一个女儿。为了生我的丈夫，她躲到山里提心吊胆吃尽苦头。她低着头，说那时农村都喜男孩好。
婆婆日夜劳作终于养大了一双儿女，将他们送入大学，盼他们结婚生子。后来，女儿常来家里，大包小包拎来。儿子在外定居，一年回家两次。
我结婚的时候，婚礼先办在我的家乡。她发现我的亲朋们都只生一个女孩，在家烧饭的多是爸爸。
我生儿子的时候，她开心地流了眼泪。公公说，男孩好啊他最喜欢。我一时没忍住，说自己最讨厌重男轻女的观念，即使我生的是儿子。
去年回家时，她说还要再生一个吗？女儿好啊。我说不生了，没精力。她说起自己的以前。我在家庭微信群里有意识地转发一些关于生二胎的文章。今年回去她再也没提过一个字。
春节闲聊，婆婆百味杂吃地说以前宣传“只生一个，政府来养老”时，农村人还是担心，想要多个儿子养儿防老。可现在又不一样了。我没跟她说，网上对于养儿防老观念的批判。
就像旧时代给女人们裹的小脚。千百年来是男人们的渴望，新风潮一来成了人人唾弃，留下已被裹脚的人茫然失措。
婆婆老了，虽然她依旧起早贪黑毫不倦怠。但是每一年回家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到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养老这个话题横亘于每一个远离家乡打拼的人身上，成了社会级的现象。
衰老如同冬天，总会到达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心里都明白，却不知如何处理才最合适。老人们就像老院里种的枣子树，在这片萧索的土地上深根了。离开农村开敞的院子来到城市锁着防盗窗防盗门的屋子里，如同把枣树连根拔起彻底移植。
他们进不了城，我们回不了乡。这让我们都迷惘。
那些坚守的道德
按照往年惯例，每年大年初一我们都要去丈夫的爷爷奶奶家看望。
爷爷今年九十七了，躺在床上已有六年。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刚瘫痪在床不久，吃喝拉撒都得靠人服侍。有意识，眼珠子会盯着你瞧，掉了牙齿的嘴抿着动着，像是跟人打招呼。因为每年回去都是冬天，他身上盖着厚被子，瞧不出身体的样子。四房儿女三代人围在身边，乐呵呵地跟他拜年问好。一婶子轻轻将爷爷扶起，在他头上垫了个枕头。婆婆则端着碗捏着小软勺子，像哄孩子似得一点一点喂他水饺吃。虽是几十年的村屋，但外面罩了塑料棚，透不进风雨。屋子虽简单，但很干净，闻不出一丝异味。
当时我一下子没忍住，躲在一旁悄悄抹掉了泪。
爷爷是意外摔倒的。被救到医院宣布未来要瘫痪在床的时候，四个儿子都围绕在他身边。大儿子提议，每个人轮流照顾爷爷一周，所有的费用均四人分摊。无人异议。人人都有事情。有要上班的，有要做生意的，有要照顾孙辈的。可是无人异议。儿子们没有，媳妇们没有，晚辈们也没有。如果有人恰巧因生病等意外在轮换的那周来不了，便商量着替换，或下次一次补上。六年了，这个规矩一直做到了今天，没人喊累。
在此之前，我听尽了农村老人们孤苦死去的故事。有一家老人六十岁左右得了癌，两个儿子因医药费闹了起来，最后老人上吊于后山的树上。有一户人家，兄弟姐妹五六个，人人均把老母当累赘。我去过农村的养老院，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婆成日埋在被子里，白天黑夜于她没有任何区别。
不得不承认，农村老人晚年的命运，绝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而子女的孝道，又取决于什么？当年如此贫穷，按照婆婆的话说，能吃饱活下去已是很满足。如果按照现在城市对于养育儿女的标准，这些父母都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们生的多，没有能力给予每一个孩子充足的爱，玩具仅是泥巴黄土，更谈不上昂贵的教育基金。那为什么这一代人中，有些人晚年幸福，而有些人如飘零的浮萍、丢弃的垃圾呢？
也许，我跟婆婆都是对的。她幼年丧母，嫁入夫家后奶奶把她当女儿看待。她说，人爱小，小也会爱老。要好生教育孩子，自己也要做好榜样。我说，我们成长的年代不一样，教育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只要能互相尊重、理解、关心，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个对于教育子女也如是。
今年，爷爷家外面的小院覆上了玻璃，看过去像在家外面搭了一个阳光房。这是四房共同凑的钱盖的。院子里的人有说有笑的，我五岁的儿子牵着我去摸床上爷爷的手。他还示意要跟我说悄悄话。
他说：“妈妈，这是老宝宝。等你变成了老宝宝时，我来照顾你，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