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夸大欧洲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欧洲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贬低或抹煞世界其余地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是历史学中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一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荒诞无稽的观念，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时代向前推移，它理所当然地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但是，残留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至今继续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阐明客观历史过程，束缚历史学的发展。因此，它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今天却仍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十九世纪时，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就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称希腊、意大利为“世界历史的舞台”，“世界精神”的“故乡”①。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②。在夸大欧洲历史地位的同时，他认为世界其它地区各民族始终是静止的，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属于“非历史民族”。在世界史领域内，当时西方的学者们心安理得地把欧洲史与世界史等同起来，将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排除在世界史研究的范围之外。法国哲学家孔德直言不讳地主张：“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③德国著名史学家朗克在《论近代史的诸时期》一书中认为：实质上一切都基于欧洲史。他断言：“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的思想仅仅历史地体现于伟大的民族中”④。他撰写的八卷本《世界史》就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指导思想的产物⑤，实际上是一部欧洲史。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此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新的形势下，某些西方学者开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早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鞑靼千年史》一书中，就曾经根据欧洲古代史的事实指出，欧洲人声称他们自古是“世界的主人”，“把地球上一切国家置于欧洲的统治之下”等等，并不符合实际。他还认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各有所长，各有其值得自豪的地方⑥。晚些时候，韦尔斯曾经明确表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倾向。他在《世界史纲》导言中指出：“没有任何真正在罗马或者在犹太从头开始的事物，也不可能只限于叙述西方世界。这些都不过是一出巨大得多的戏剧里较后一幕而已。”他还写道，欧洲历史学者“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⑦。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也曾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怀疑。他认为西方史学家把西欧当作世界历史的天然中心，是西欧人自欺欺人的“世界历史”幻景⑧。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头几十年，在西方出版的许多世界史著作，如著名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出版）、《剑桥中世纪史》（1924-1936年出版）、《剑桥近代史》（1907-1918年出版）、海斯等编著的《世界史》、《近代史》等，仍然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从结构上看，剑桥三史用绝大部分篇幅重点叙述欧洲地区的历史，对其他各洲的历史则大刀阔斧地删削，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以《剑桥近代史》为例，作者宣称该书是一部“世界近代史”，内容是叙述“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及其诸殖民地的通史”⑨。这清楚地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欧洲近代史就是世界近代史，其他地区的历史只是作为欧洲史的附庸，作为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而存在。在海斯等编写的《世界史》和《近代史》中，更充斥着不加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作者公然宣称：“从伯利克里和恺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⑩他们还污蔑黄种人“不求进步”，黑种人“愚昧无知”，把西方资产阶级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引导千百万非欧洲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白种人的包袱”（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欧洲中心主义的阵地日渐削弱。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产生怀疑，主张立足于世界的全局，重新编写世界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经对西方史学家把西方文明当作世界唯一的“统一文明”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这是近代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取得世界性胜利产生的假象，是“自我中心的错觉”（12）。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明显的主观主义；在我看来，这会误解现实，由于它歪曲了现实，因而也就使现实变得不可理解。”（13）法国历史学家克鲁塞认为，欧洲人“把自己的文明当作唯一的文明”的日子“现在已经是日薄西山了”（14）。美国学者马歇尔·霍奇逊对“西方就是全世界”的偏见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我们（至少在美国是这样）越来越意识到了具有世界规模的历史的必要性。但是，在‘世界史’的名义下所提出的问题和企图满足的需要基本上只是西方的历史，再加上几个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零星章节，主要是关于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章节而已。”（15）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康恩指出：欧洲中心主义不顾历史事实，硬说只有希腊、罗马的传统才是“真正的”文化传统，而殖民主义者的强盗活动却以“传播文明”的漂亮字眼来遮掩（16）。从四十年代末起，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所著《世界通史》及一系列文章中，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抨击（17），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热烈讨论。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心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这种反科学的历史思想并未自行消亡。在某些史学论著中，改头换面、曲折隐晦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仍时有反映，有些书中甚至表现相当突出。例如波特尔主编的《新编剑桥近代史》（1957--1979年出版）就承袭了旧版《剑桥近代史》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欧洲中心主义对旧中国的史学界也有过较深影响。直到解放前夕，中国高等学校中一直把“西洋史”当作世界史课程讲授。

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涉及的方面很广，本文不拟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这里仅就世界史分期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表现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世界史分期问题，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

二

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史分期的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以欧洲史的分期格局作为全人类历史的分期格局。

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法，集中表现于所谓“三分法”上，即把人类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大历史时期。其中“世界中世纪”这个历史时期最为关键，它是“三分法”分期结构中联结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中心环节。因此，我们讨论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法，不能不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世界中世纪”这一概念。

“中世纪”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十五世纪末，罗马教廷显宦弗拉维奥·比昂多写了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其中也使用了“中世纪”这个词。比昂多推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当作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认为介于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时代这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千年是文化衰落时期。后来西欧史家普遍把欧洲历史上这一特定时期叫做“中世纪”，或“文化中断”的时代，甚至是“黑暗时代”（特指五世纪末到十世纪末）。

根据“中世纪”一词的特定含义，不难看出，它不但专指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定时期，而且仅仅适用于一定地区，即欧洲，尤其是它的西部。但是这一术语产生后，一些持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西方历史学家将它运用于世界史。十七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凯勒在他的《世界史》一书中，第一次将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部分。从十八世纪末以迄于今，凯勒的世界史分期法为西方史家普遍采用。本世纪以来，人们熟悉的《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以及《新编剑桥近代史》就沿袭了凯勒的三分法。美国史学家斯温更明确地宣称：“‘中世纪’这个词，通常是用来指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开端这个时期”，即“古典文明过渡到近代”的时期，“这不仅适用于西欧部分，而且适用于世界上其它部分的文明中心”（18）。这可以代表西方史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苏联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世界史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世界史分期上的资产阶级观点也作过一些批判，但是在具体划分世界历史的大时代时，却未能摆脱西方传统分期法的体系。茹科夫院士试图对由古至今的人类历史按照社会经济形态进行统一分期遇到极大的困难。他注意到世界各地区或国家由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历史时间不一致，很难在分期的问题上使它们完全一致起来。他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形态不是世界史分期的“唯一标志”（19）。遗憾的是，他未能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进一步寻求科学的分期方法，所以最终只得宣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不拒绝采用传统的、假定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分期。”（20）由他担任总编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十卷本）保留了这个分期法（21）。苏联的其它世界史著作也普遍采用上述分期法和“中世纪”这个术语。例如，科斯敏斯基院士写道：“西罗马帝国灭亡于五世纪末。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为奴隶、隶农的革命和蛮族的入侵所摧毁。这就在人类历史上结束了一个巨大的时期--古代世界史，而开始了第二个巨大的时期--中世纪史”（22）。《苏联历史学全书》也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划分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界标（23）。这样，苏联世界史界虽然试图以唯物史观对世界史进行科学的分期，但是说来说去，兜了一个圈子，最后还是回到了西方传统的格局。

中国的世界史学，新中国成立以前照搬西方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迄今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的分期框架。

综上观之，这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烙印的世界史分期法，显然是国际史学领域内的一种长期流行病，蔓延甚广，影响较深。以下试就这个三分法，尤其是它的中心环节--“世界中世纪史”的说法，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一、以公元476 年前后西罗马帝国衰亡为“世界中世纪史”起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西方史家一般以西罗马衰亡为“世界中世纪史”的开端（24）。这个分法是偏重于从文化上着眼的，理由是自此以后，欧洲出现了大约一千年的文化衰落或“文化中断”时期，已如上述。姑勿论以文化兴衰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否合理，也不谈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发生“文化中断”之说是否完全正确。即或有之，那也仅是欧洲的特有的现象。例如，恰恰在公元476 年以后一千年的欧洲中世纪时期，中国虽然经过一些内乱及外患，但是它的经济文化总的来说正处于高度繁荣昌盛之际。韦尔斯写道：“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确实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了领先的地位”（25）。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唐、宋时期，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远盛于同时代的欧洲，在这整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的”（26）。李约瑟也说：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7）可见在公元476年以后，中国并没有出现过什么欧洲式的长期文化衰退。同一时期，阿拉伯帝国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建筑或艺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印度笈多王朝以梵文文学为代表的文化也达到了极盛时期。因此，约翰·波尔正确地指出：“从世界史来考虑，欧洲叫做黑暗时代的时期根本就不黑暗，主要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时期。”（28）既然公元476 年以后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出现“文化中断”的现象，甚至是情况恰恰相反，那么即使按照文化兴衰来分期，标志欧洲“文化中断”起点的公元476年，也只能作为欧洲中世纪史的起点，不能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

苏联史学界认为新制度首先在一国胜利是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标志，并以此为标准来论证西罗马帝国灭亡是“世界中世纪史”、即全世界封建社会史的开端。这样的解释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是自相矛盾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这一点，苏联多数学者也是承认的。茹科夫说：“由奴隶占有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最先发生在古代中国”（29）。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三卷也写道：“依据事实，在亚洲，首先是在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开始发展比欧洲各国要早”（30）。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以西罗马灭亡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呢？苏联学者口口声声讲要以“由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革命过渡”的“重大历史事件”，即“新制度在先进国家的胜利”作为划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史的界限（31），难道封建制度在中国的首先胜利不能说是“新制度在先进国家的胜利”？由此可见，以西罗马灭亡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是完全讲不通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苏联史学界坚持要这样分期，结果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深深地陷入分期原则与分期实践的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

二、“世界中世纪”这个概念完全不能成立。

不仅公元476年前后不能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就是“世界中世纪史”这个说法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所述，从“中世纪”这个概念的起源看，它本是专指欧洲的一个历史时期，有特定的历史的、地理的内涵。当时世界其他各地并不存在和欧洲一样的“中世纪”，因而绝不能纳入“中世纪”这个范畴。以“中世纪”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实际上和“世界战国时期史”、“世界阿拉伯帝国时期史”、“世界印加帝国时期史”的说法一样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无怪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世纪”这个说法不适用于世界史。例如，1964年出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写道：“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偏见扔到一边，那么中世纪就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人、尤其是西欧各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时期。”（32）《新哥伦比亚百科辞典》也明确指出：“中世纪”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时期”（33）。《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也说：“中世纪”这个词“对欧洲史是合适的，但对更广阔的世界史来说则没有什么意义”（34）。苏联学者康恩也写道：“中国没有过像罗马帝国崩溃那样的浩劫，如果把‘中世纪’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历史上，又表示什么意思呢？”（35）就连茹科夫也说：“‘中世纪’这个术语只是运用于欧洲才有意义”（36）。可是他仍将“中世纪”这个概念运用于世界史，令人十分费解。波兰历史学家兼外交家罗津斯基在所著《中国史》一书中拒绝使用“中世纪”这个词，并写道：使用“中世纪”这个词于中国史，就是“企图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强行纳入纯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惯例，而不是纳入世界性的体例”；世界“中世纪”这个说法“纯粹是欧洲中心主义所特有的措词”（37）。罗津斯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说明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世界中世纪史”这个东西，它压根儿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虚构。

此外，苏联和西方学者把西罗马灭亡以前的人类社会史统统叫做“世界古代史”也是值得研究的。西罗马灭亡只是地域性的纯欧洲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真正世界性的事件。西罗马的灭亡仅仅标志着欧洲（尤其是西欧）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不能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时代的标志。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世界史三分法中，以西罗马灭亡为世界古代史下限的说法不能成立；所谓“世界中世纪史”，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并不存在。这说明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三分法”存在着重大缺陷，应该加以根本改造。

三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分期的唯一正确态度。科学的世界史分期要求如实地、准确地概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及其阶段性。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脱离实际的僵死教条和黑格尔式的构造体系的方法均应加以摒弃。我们的任务不是让人类历史去适应某种主观臆想的分期体系，而是让历史分期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离开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根本谈不上历史唯物主义，势必导致分期问题上的混乱并妨碍史学领域内欧洲中心主义的清除。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进行认真的考察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又决定了人类历史横向联系的发展，即世界各地区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及性质。它对于人类历史由有限的横向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过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历史进程时曾经指出：在近代，由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8）他们充分注意到，由于近代生产工具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到资本主义文明中来了，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39）。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述，从理论上概括了近代及近代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解决人类历史分期的一把钥匙。

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大约从十六、七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西欧产生和发展。由于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进，欧洲资产阶级得以凭借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坚船利炮的军事征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总之，用殖民主义的手段逐步凌驾于全世界之上。他们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毫无例外地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掠夺，摧残被征服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与此同时，又促进了这些民族和地区的旧有的社会关系的分解和崩溃。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频繁起来、成为经常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世界各地区的相互依赖性急剧增长，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英国从孤悬于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国一跃而为“日不没国”，是这个时期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突出事件。真正的、统一的世界史，正是在16-19世纪的大约三百年间逐渐形成的。正由于在这三百年中欧洲资本主义扩张于全世界并按照自己的面貌逐步地、在不同程度上改造了全世界，因此可以说欧洲曾经是当时世界历史的中心。承认这一点并不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欧洲中心主义的特点是武断地认为欧洲自始至终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承认欧洲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只不过是承认了一件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近代以前的世界情况则不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且不说美洲大陆和大洋洲与欧亚大陆及非洲大陆基本上不通往来。就是东亚和欧洲、非洲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也只带有偶然的、短暂的、间断的性质。即便是出现过几次民族大迁徙以及诸如中国汉、唐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人势力的扩张、十字军东征等历史现象，至多不过是扩大了的地区史，并不具有全世界的规模。当时的世界远远没有融为一体，各地区的历史基本上是孤立地、不同步地发展着，如果说有中心，那绝不只是一个中心，而是存在着多个中心。《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写道：“人类最早的四个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下游、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及莫恒卓达罗周围地区、黄河流域的安阳一带的文化，显然是在四个分散得很远的地区各自独立兴起的”（40）。同一个地图集还把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称做“划分为地区的世界”（41）。汤因比也写道，古代西方对远东的影响“微小得不能为其同血缘的西方文化的到达开辟道路”，十六世纪葡萄牙人首次在中国和日本登陆时，“他们宛如来自其他星球的怪客一般降临在那里”（42）。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个情况决定了近代以前一个国家或地区一种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不可能发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席卷全球的影响，情况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各地区诸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构成统一的世界历史过程的关键。因此可以说，近代以前不存在统一的世界史。前已论及，西方及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以西罗马灭亡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开端，但是他们不能证明这一事件对世界其它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发生过什么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因此，这种分期办法只能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说。中国在世界上首先进入封建社会，那末能否以当时中国某一历史事件作为世界历史一个新时期的起点呢？也不能。因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当时的先进社会制度并没有对东亚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社会关系的变革发生可以觉察到的重大影响。在此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世界其它地区仍处于前封建的社会关系中。与东亚彼此隔绝的西欧，其封建社会是在西欧奴隶制的母胎中自动成熟的，而不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这和后来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后引起全世界社会关系的普遍变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我们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作为世界历史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势必要犯和欧洲中心主义同样性质的错误。

现行的世界历史分期法之所以不合理，在于没有充分注意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人类历史各自的巨大特殊性，并将划分近代以后世界历史时期的办法硬套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因而在世界史分期的理论与实践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西方传统的世界史分期法以欧洲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划分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其片面性显而易见。苏联史学界的世界史分期法，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形态这个因素，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他们没有完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把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学说当成僵死的教条而对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尤其是对近代以前世界各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不同步性以及基本上是各自独立成熟的特点严重估计不足。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自然不能正确解决世界史分期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指出近代及近代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丝毫也不否认社会经济形态更替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这同历史分期并不能完全划一个等号。我们只是试图从历史实际出发，力求在分期问题上反映地球上各地区（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实际程度和具体状况，从而科学地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

近代及近代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的历史分期必须正确反映这一历史实际。考虑到近代以前并不存在统一的世界史，很难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序列，将这一时期极其参差不齐的地球各地区的历史划分成几个统一的世界历史时期，因此，我们主张把近代以前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古代时期。由于这个时期事实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属于前世界史阶段，因此划分这个时期仅仅是为了叙述人类历史进程的方便。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近代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是人类历史的现代时期。这样，整个世界历史就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阶段，取消了现行的、不具备普遍意义、未必合乎科学的“世界中世纪”的阶段。

对世界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期，正确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阶段性，是各国历史学者的共同责任。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却是提高历史学科学水平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只要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合理解决的。

注释：

①黑格尔著　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1963年新1版，第147页。

②同上引书，第131、132页。

③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巴黎1864年版，第5卷，第7页。

④朗克：《论近代史的诸时期》，慕尼黑1921年版，第19页。

⑤朗克：《世界史》第1-8卷，慕尼黑1922年版。

⑥庄延龄：《鞑靼千年史》，上海1895年版，第16页。

⑦韦尔斯：《世界史纲》，英国1930年版，第3页。

⑧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纽约1926年版，第17页。

⑨沃德等主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英国1907年版，序言，第5-6页。

⑩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纽约1932年版，第729页。

（11）海斯、穆恩：《近代史》，纽约1931年版，第652页。

（12）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的节本），纽约1947年版，第36、37页。

（13）《汤因比论汤因比》，纽约1974年版，第35页。

（14）克鲁塞主编：《文明通史》，第1卷，“总序”，第7页，巴黎1955年版。

（15）马歇尔·霍奇逊：《半球区际史--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载《世界历史》杂志，第1卷，第3期，巴黎1954年1月出版，第715页。

（16）伊·斯·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莫斯科1959年版，第318页。

（17）参看《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117-136；144-151；174-179页。

（18）詹姆士·斯温：《世界文化史》，1938年。第六章。

（19）（20）茹科夫：《关于世界史的分期》。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8期。

（21）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1卷，《总编辑部的话》。

（22）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莫斯科，1950年，第3页；中译本，第6页。

（23）《苏联历史学全书》。第11卷，第41页。

（24）《剑桥中世纪史》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4年）第一章列举了十种以上的关于“世界中世纪史”起点的说法。各说大同小异，基本上以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

（25）韦尔斯：《世界史纲》。纽约，1922年，第555页。

（26）杰奥弗里·巴勒克拉夫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伦敦，1979年，第127页，中译本第127页。

（2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3页；中译本，第3页。

（28）约翰·波尔：《简明世界史全书》。纽约，1958年，第494页。

（29）茹科夫：《关于世界史的分期》。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8期。

（30）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3卷，〈序言〉。

（31）同注（29）。

（32）《英国大百科全书》。第十五卷，1964年。〈中世纪〉条。

（33）《新哥伦比亚百科辞典》。纽约--伦敦，1975年，〈中世纪〉条。

（34）杰·巴勒克拉夫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伦敦，1979年。第97页；中译本第97页。

（35）伊·斯·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莫斯科，1959年，第328页；中译本，第332页。

（36）叶·姆·茹科夫：《关于历史分期的标准问题》。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79年，第1期。

（37）威·罗津斯基：《中国史》，第1卷，牛津，1979年。〈波兰文版序〉。第8811页。

（38）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51页。

（39）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同上书，第一卷，第67页。

（40）杰·巴拉克勒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伦敦，1979年，第51-52页。

（41）同上书，第96-97页。

（42）阿诺德·汤因比：《世界与西方》，伦敦，1957年。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