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在天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号召天津青年学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去。北洋军阀国政府下毒手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拘捕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二十四名学生和各界代表。

        1919年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醒民众，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联合会负责人谌志笃、马骏一起研究有谁来主办这份报纸。谌志笃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先后主编过《敬业》和《校风》，办报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可以请他来主办这份报纸。马骏完全同意谌志笃的看法，于是他们一起找到周恩来同学。

        周恩来问：报社有几个人？谌志笃回答，目前你一个人，你可以邀请人一起办报。经费怎么办？纸张哪里来？印刷厂有没有？这是周恩来最关心的。你自己想办法，马骏回答道。周恩来认真思考后他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他立即行动起来，专门找来已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回天津度假的南开学校老同学潘世纶（注：字述庵）留下来，帮他一起办报。”没有经费、没有纸张、没有印刷厂，周恩来只能细心筹划和四处奔走，求爷爷告奶奶，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为了节省经费，周恩来只能自己编写《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文字，为了使自己的作者身份不至于太明显，他使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周恩来从编辑、写稿、校对到卖报，各个环节都亲历亲为。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发行量，最高时达2万份，超过《大公报》及《中央日报》。1920年1月出版的《少年世界》杂志这样评价:“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这报现已经出版到一百几十期了”。上海《新人》杂志第1卷第4号赞誉它“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读者称赞它是天津的“新曙光”“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北京《晨报》评价说：“它办得很有价值”。9月22日，由于天津警察厅派军警恫吓印刷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迫“休刊”。

        10月7日，经周恩来领导的报社同仁的努力争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复刊，续出第63号，为三日刊。以益世报馆承印。当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由周恩来撰写的《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被捕，随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停刊。2月17日，周恩来回答警厅司法科问讯说，对《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事可负完全责任。这一回答，体现了周恩来的勇于担当精神。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周恩来的办报经历，是他为实现做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个目标而迈出的坚实一步。这个故事启迪我们：目标定位越准确，就越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