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种已经沦落成建筑工、种植工、绿化工，总之和实际签署的工作背道而驰。

强度日益增强，之前我们还有冰糕吃，能在最炎热的时候偷会懒，但经过那次，组长开始设定工作量，一天种多少树，开拓多少荒地，达不到就无法休息。

黄毛不时来接济我们一次，送些冷饮，再不经意地从他的角度，客观地说些加入公司的好处，劝我们放弃抵抗。他的话大致都相同，杜得源认为黄毛已经被公司收买，是潜伏的卧底。

从那时起，我们彷佛四面临敌，在厂区里，能够信任的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的阵线不经意间发生变动，个别同学吃了难以想象的苦，又听到培训会的煽风点火，自愿加入正式员工。次天，他们就得到了一身崭新的工服，一副耀眼的工牌，搬离我们的12人间。而他们也成了我们歧视的对象，双方在沉默中划出战区，无论之前关系再好也不搭话，成了臭名昭著的叛徒。

而我们在夹缝中一直尝试与学校对话，努力向他们证明，现在我们遭遇的一切多么不人道，诉求只有一个：离开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