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馆业没有今天这么发达，驴友外出如何食宿是个麻烦事。不过，也不用着急，古代寺观遍布，没肉吃，就吃素，没有大床房，就睡寺观的硬板床。比较痛苦的是，古代驴友们外出不仅要带着衣服鞋子，连床单夜壶也得自己准备。
这样看来，前人的旅行从来就不是“简装上阵”的，那些孤身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终究只是美好的传说。
1、“豪华”旅游客栈，还能听戏看表演
今天所谓的旅馆，其实早在宋代就初具雏形，只不过那时不称旅店，而称客店或邸店。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的汴京中客店林立，尤其是临着汴河大街的相国寺，附近更是客店密集，往来官员、商贾、士兵，皆安泊于此。这样的情景，可以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形象的描绘。
南宋临安的客店比汴京还多，不仅“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由于生意太好，其他一些卖纸、卖书的店也都设铺待客。皆贡院一带的客店亦是密密麻麻，这些客店多专门提供给前来参加科考的举子。若遇大举之年，这些客店皆供不应求，“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有别于大城市中的客店，散落在道旁的旅店一般称之为驿站或者铺舍，农家旅馆则多呼为邸店。驿站一般只接待出公差的官员，且费用由政府全部承担，在一些交通要道、村路码头边，也有民间经营的家庭旅馆，旅客不但可以住宿，还可以生火做饭，只是设施较为简陋。官方编写的路程书中，大多有这些店、驿的具体记录，只要按图索骥，大都可以顺利解决。
相对于大都市和旅途中的客店，针对旅游而设置的客店要“豪华”许多。出身仕宦家庭的晚明才子张岱曾到过在当时被目为旅游热点景区的泰山，据他的描述，初到泰州时，他对这里客店的规格和提供的服务感到十分不习惯。
客人到店以后，店家会先摆贺席，贺席分为三等，按照旅客缴纳的“店例银”进行对应的安排，最上等的曰“专席”，有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此外，还能欣赏到专门的戏曲演出。次一等的两个人一席，食物有糖饼、肴核，亦能欣赏演戏。最下者，三四人一席，食物跟二等席一样，但是只能欣赏到弹唱。客房亦对应分成三等，最下等的客房早晚供应皆为素菜，中午在山上所用亦是“素酒果核”。
2、投宿寺观，名人还被夹道欢迎
除了专门的旅店和商铺提供住宿和膳食的服务，寺庙和道馆也是旅途中绝佳的住宿场所。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明代北京，仅城内就有寺72所，庵77所，观7所，庙77所，共计233所。这些寺观，其实就是变相的旅馆、饭店。如果来访者是和尚、道士，自然可以挂单，食宿免费；如果是准备赶考的穷书生，一般也都能免费；如果是居士，或者不缺钱，给寺观一些香火钱，也能享受免费待遇。
《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牛布衣、季苇萧、庄征君、汤镇台等人，都曾寄寓于城中的庵庙，这里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场地空旷，环境清幽，同时也方便他们雅集会友。如牛布衣寄居的甘露庵，此庙共有三进，第一进供奉菩萨，进去以后中间有一个大院落，六殿三间，殿后还有两间房。偌大的庵堂只住一个老和尚，牛布衣只需交少量的租金，就可以自己单独住一间房。白天他可以外出寻访朋友，晚上可以吟咏诗词，老和尚还常常会为他准备茶水点心。这样的生活，比起包天笑旅居上海时住的四五个榻一个房间的客栈，条件不知道要好了几倍。
有些寺观很殷勤，给显贵、大方的游客以超国民的待遇。明代范守已《游牛首山记》说，沿着羊肠小道走了两里左右，忽然听到松间有击柝声，“山坳疏钟应之”，旋即看见一群和尚半跪在路边迎接贵客。不过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和尚在做什么。
迎接的手段也花样翻新，明代方应选游风穴山，曾亲眼见几十个僧侣组成乐队，吹吹打打，簇拥着客人入寺。若某山寺观较多，还会出现竞争拉客，《游南岳记》里，锁着童佩一般人游南岳衡山，经过师姑桥时，有沙弥道士接客，往上到湘南寺，旁边有岔路到兜率寺，两寺都派出和尚“接踵迎客”，再往上走三里，是上封寺，有近十个寺僧“引客礼法王”。敬礼法王，是要花钱布施的。
在寺观用茶吃饭，也不可白吃白喝。大名人谢肇淛，副部级高官，有杭州文昌祠，在祠里吃了新米，喝了白酒后觉得不好意思，于是题字《游西湖四记》。戴澳游苏州洞庭西山，仆从们又累又饿，只好交钱给和尚，和尚看在钱的面子上，“作饼炊饭”招待；杭州的上天竺寺，求子求官，灵验的很，每逢春季，进香拜佛的士女非常多，寺僧由此发财，腰缠万贯肥的流油。
所以，准确的寺观投诉指南，下述两条款不可少：名气够大，口袋里不差钱。
3、“仗剑走天涯”不可能，夜壶还得自备
官家住驿站，商旅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民宿和寺庙、道观都是不错的选择，而露宿野外或夜宿船家也时常在所难免。正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驴友们要带着衣服、裤子、鞋袜等基本生活用品。
还有几样物品是今人想象不到的。第一件是被褥和被单。汤显祖《牡丹亭》“硬拷”一出，狱官想要从柳梦梅那里揩点油，结果打开柳梦梅的行装一看，却只有“一条破被单，裹着一轴小画儿”。汤显祖安排这个细节的用意是想突出柳梦梅的穷酸，却在无意间向我们透露了，那时的人即便再缺钱置备行装，被单总是要带的。
徐復祚的《投梭记》也有这样的情节，逃命不仅要裹上衣饰，更要带上被窝。被褥和被单，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铺盖。直到民国初期，不管是住客店，还是去商店做店员，铺盖总是要随身带的。从前所谓的客栈和旅馆，从来都不备卧具。带铺盖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尤其在严冬，或者是年老怕冷，非得有重衾厚褥不可。
庄子有云，“道在屎溺”，旅途中的拉撒问题，可以在道旁茅坑解决，可是以前的客栈里是没有专门的厕所的，旅客须自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桶就成了出门的必备之物。有些常常外出的老先生，还会专门带个夜壶箱，据说苏州的夜壶箱做得很考究，方方的像个小书箱，里面放青花瓷的夜壶，其上还有一个小抽斗，可放笔墨信笺，有趣的是，夜壶箱的门上有时还会刻上诗句。
古人旅行很少独行，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是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二来路上万一遇到歹人劫匪，也好有个照应。仆人队伍更为壮观的也大有人在。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游太湖时，雇了三艘游船，竟有两艘都用来盛载行李和仆从。
可见，轻松潇洒的仗剑走天涯只是文人们笔下的传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