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9月下旬萧红与萧军到达汉口，《呼兰河传》便是从此时开始创作的。到1940年12月连载完毕，已过了三年。这三年，萧红经历了怀了萧军的孩子、与萧军分手、与端木蕻良结婚、独留武汉产子、子夭 、与端木共飞香港……等种种苦痛。苦闷、伤身自不必多谈，渗透进《呼兰河传》这部书的悲哀、激愤与无奈才最令人动容。正可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前两章勾勒呼兰小城的总体面貌，将呼兰城定格在冷清萧瑟的东北。寥寥几笔就点染出小镇人生活的逼仄、局促、简陋与卑琐。
尤其是东二道街那美名远扬的大泥坑，屡屡淹死马、驴之类让居民深受其苦，虽仅为举手之劳却无一人主动将它填平，因而得以上演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一是经常抬鸡抬马淹鸡淹鸭，给当地居民提供了说长道短的话料；二是居民们可自欺欺人而又心安理得地吃经济又不算不卫生的瘟猪肉。
《呼兰河传》是个人化的、人性化的、讽刺民族劣根性的作品，其调子灰色沉郁。茅盾先生曾在为它作的序中反复叹息萧红的寂寞：寂寞的童年、寂寞的生活、寂寞的精神、寂寞的生、寂寞的死……但这之中却并非全无一点灵动色彩。那些“我”与祖父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柔软、温暖而又动人。后院的一草一木、一蔬一果、四季气象、数载年华既是她儿时仅存的一点美妙时光，又是她后来的颠沛流离中最深情温暖的眷恋与不舍。“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萧红以儿童化的语言、天真的视角描摹出栩栩如生、仿佛触手可及的画面。此时的后院在“我”的眼里是天高任鸟飞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她在本书起首便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然白驹过隙，世事沧桑，尾声又写：“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物是人非的悲怆尽在其中了。萧红在《祖父死了的时候》的散文中曾道：“我若死掉祖父，就是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的。”“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个个子高高、身骨硬朗、笑眼盈盈的老人，那段唯一值得挂念的故年时光，终究都湮没了……
《呼兰河传》的大部分还是晦暗、残酷的，在呼兰河畔，人们抱着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态度，对于生、老、病、死都不甚在意。生，就随意地疯草般地长；长大就长大，不长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无甚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这有什么办法呢？唉……谁老谁活该。病了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了，团圆媳妇像一头牲畜般被煮、被烧……他们对生命淡漠、麻木，却在对鬼神的依附态度上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也许正因对现实的无奈与无知，他们才将那么大的希望投注到遥遥无期的来世。小城里有那么齐全的神鬼机构：老爷庙、娘娘庙、龙王庙、祖师庙、城隍庙……还有众多异彩纷呈的精神盛会：台子戏、娘娘庙大会、跳大神、唱秧歌……，呼兰小城的人们也许就从这里获得他们生存的理由和仅存的的生活乐趣。
《呼兰河传》像自传、小说、散文、抒情诗、甚至像暗黑童话，但又都不全是。它灰暗、沉郁、压抑却还存留着些许光亮。于我而言，它更像是萧红写给过去的一部祭歌，祭逝去的青葱年华，祭多病多灾却令人久久挂念的国家。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离恨恰如春草，更远更行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