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 Oscar Wilde
昨天晚上惊喜地发现期待已久的电影”First Man”在网上有了资源，于是即使是在我的Study week，也趁今天中午忙里抽闲看完了这部电影，而最大的遗憾大概是没有去大银幕上亲眼一睹奥斯卡级别的摄影。电影用传记片的形式讲述了“登月第一人”尼尔·阿姆斯特朗在1961至1969年间从开始受训到成功登月的故事，最年轻的最佳导演得主达米安·沙泽勒又一次和瑞安·高斯林合作冲击小金人奖杯，也将两年前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斩获六项大奖的《爱乐之城》主创团队原班带回。
如果说《爱乐之城》是一首酣畅淋漓的爵士乐，用声音和影像在美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描绘出唯美精致的生活感，那么”First Man”就在把生命、国家甚至文明的沉重辩题通过传记片的形式用生活表现出来，如同磅礴大气的交响乐，像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配上《2001太空漫游》开场宇宙的宏大景观——”First Man”片头的全黑画面真的让我差点以为是在致敬库布里克的神作。全黑的画面一转，《2001太空漫游》回到了几百万年前人类智慧的第一寸曙光出现的时候，当那只叫做“望月”的猴子把骨头抛向空中，库布里克惊为天人的创造力让文明在一瞬间从史前时代跨越到了太空旅行，可他在1968年那个人类刚刚开始使用原子力的年代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技术爆炸的速度，1969年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那一步过了五十年仍是人类脚印所至的最远处。达米安·沙泽勒不是生命的幻想者，”First Man”也并非充满划时代想象的科幻电影，而是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开始，将时间回溯到某些特定的时刻真实地把文明进步中的那些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平淡地讲述出来。
历史作为诗人，总是用浓墨重彩描绘某些充满戏剧性、命运攸关的玄妙时刻。就像西班牙探险家巴尔博亚穿越美洲大陆看见了太平洋的东岸，人类知道了地球上当时不为人知的最后一片海洋；穆罕默德二世攻破了君士坦丁堡千年不倒的城墙，欧洲结束了昏暗漫长的中世纪；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山坡上开始溃败，法兰西帝国从神坛上坠落……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下阿波罗11号的悬梯，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在地球之外的第一个脚印，也一如来自宇宙的闪电聚集在避雷针的尖端，巨大的能量将他个人的命运镌刻在文明的里程碑上。改变时代的权杖总是被授于少数智者或奇人的手中，而他们之中的个体往往在生命中带有一些超乎自然的“魔鬼性”，使灵魂深处的浮士德式的欲望爆发出来超越自身，渴望将精神与宇宙融为一体。瑞安·高斯林饰演的阿姆斯特朗在飞船实验中几度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就像一个勇敢无畏的探险者行走于悬崖之上，而对于用近乎疯狂地执着着用生命去开拓未知领域的宇航员，宇宙是一个静默的地狱，当三位同伴因实验意外葬身船舱，他将担起重任用科技这把人类最尖锐的武器去划破宇宙无边的黑暗。“魔鬼性”终究会排斥一部分生命中安静的存在，电影中的阿姆斯特朗因工作的特殊性而疏远了家人，随之而来的也是他在仰望星空时无助的孤独感。阿姆斯特朗作为凡人的情感，以及他内心像他的妻子一样渴望秩序平静的生活的那部分在时代的浪潮下被无奈地剥离，但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后将逝去的女儿的手链放至太空中的瞬间，在无重力的环境中飘向黑色远方的手链像是记录了人类情感与灵魂的飞船，真正地在宇宙中寻觅到了永恒，生活感与生命感在那一刻交融在一起，电影艺术的动人之处在那一个镜头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传记片脱离不了主角所处的历史背景，去年奥斯卡颁奖礼上加里·奥德曼夺得影帝的《至暗时刻》同样是一部描绘上世纪人物的传记片，但是将时代背景放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而”First Man”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后的美苏冷战期间。关注于冷战期间历史的作品，几乎都免不了涉及两大主题，其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器制造以及剑拔弩张的核战争，比如库布里克的另一部电影《奇爱博士》，就在用全片的黑色幽默讽刺战争的荒诞，另一个主题，就是”First Man”关注的太空竞赛。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及实现第一次载人航天，都使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落后，为了超越苏联，美国开启了阿波罗计划，但也因此投入了极大的资金，电影中的一段画面就在描述美国人民对政府大量投资于航天而非改善民生的不满——“我连工资都没有拿到，为什么会想要到月亮上去”。从二十世纪初期，战争的阴霾开始笼罩在现代文明的天空之上。经历了两次近乎毁灭了文明的劫难，大国开始畏惧于战争，因此美苏爆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国家之间争夺资本与市场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可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到：“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情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自工业革命开始，科技的车轮就停不下来地加速旋转，终于不出意外地演变到了被用以杀人的地步，而当大国之间因竞赛将科技发展到了太空，军事力量的博弈也从陆地、从海洋、从天空上升到了地球之外。在人类制造的载人飞船到达火星、木星之前，或许应该有更多的人停下脚步思考一下科技带来的代价与责任。
标题中的“玫瑰花蕾”出自于电影《公民凯恩》中，报业大亨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去世时的最后一句话”Rosebud”。一位八卦记者奉命调查凯恩这句遗言的含义，电影随着他走访凯恩生前的朋友、爱人及管家，以层层嵌套的结构叙述了凯恩的一生，但却没有人能回忆起凯恩与”Rosebud”的联系，即使到电影结束那位记者也没有找到答案。但影片的最后给了观众一个解答，凯恩豪华宫殿中的珍品和雕像被拿去拍卖，管家把一些没有价值的遗物扔进了火炉烧掉，其中一件是凯恩童年时的滑雪车，当这个凯恩曾经最珍爱的玩具渐渐燃成灰烬，滑雪车木板上的一行字渐渐浮现出来，上面刻着”Rosebud”。《公民凯恩》里凯恩的一生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而当他最后离开人世的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童年的玩具。犹如埋入尘土的希腊雕像，人的精神记忆被埋藏在记忆的瓦砾之中，成为生命深处的玫瑰花蕾。而也就像在文明迎来智慧的起始，对于未知的探索就在人类的灵魂深处扎根，无论世界如何发展，玫瑰花蕾都是心灵执着回归的方向。即使当科学尚未发展，人也创造了其它的工具来解释世界的缘由，包括宗教、神话或是时代的谬误，而科学带给了尘世的人更多选择的权利去相信和应用宇宙运转的规则。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当科学的大厦平地而起，人类终于有足够的能力把尘封的信念从黑暗中挖出，大航海时代让那朵花蕾第一次在近代文明中奋力绽放，文明终于从分裂的孤岛连接成了世界的版图，而之后几百年的技术爆炸让天空变得不再遥不可及，那朵花蕾又将人类的梦想朝向了更远的星辰宇宙。尼采说：“人身上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是一个过渡者，无尽的岁月将使人成为超人，当手中握有了一个解释时空万物的方程，文明拥有了更高维度的力量，对于远方的向往仍然不会凋谢。时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三体》中写到，对人类而言，“留下脚印比创造世界更加困难”，但浩瀚的星辰之中总有一朵玫瑰花蕾是人永恒执着的信念，给这个无论行走到多远都无法回头的世界坚持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