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定要爱点儿什么

热爱生活，是怎样的热爱？

是爱吃、爱喝、爱玩、爱油盐酱醋、爱到处走走、爱大好河山、爱琴棋书画、爱春秋夏冬、爱天南海北，爱草木鱼虫，爱北京的豆汁，也爱广东的龙虱，能听懂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还能吼两句京片子，扯嗓子秦腔儿，听得懂昆曲的莺莺燕燕，欣赏得了东北二人转，内蒙草原骑过马，海南沙滩晒过太阳，布达拉宫磕过头，青岛赤脚下过海……

是吃过天南海北，见过万紫千红，清楚来龙去脉。

汪曾祺说：一定要爱着点儿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一个一年到头光吃大白菜的人，没有口福，也是个损失。文艺工作者、作家、演员的口味也最好杂一点。

朋友读汪曾祺，说他是“人间送小温的老顽童”，我读他，觉得他可爱，是年迈还有一颗赤子之心，是对人间万种都怀有美好的感知，是在苦难中仍旧能自得其乐。

汪老的童年像张岱，吃喝玩乐无忧无虑。家境算得上优渥。爷爷是晚清最后一批拨贡，家底子也是爷爷两家药店逐年挣出来的，奶奶手巧会做泡菜。父亲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写字、画画、篆刻、弹琵琶、拉胡琴，多年父子成兄弟，十几岁的时候就和汪曾祺互相发烟。母亲肺病去世后，二妈（继母）待他如己出。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培养爱好，培养对生活的情趣，春天摘梅花插瓶，去姑姑的绣花绷子上戳两针，养蝈蝈捉蝉……也像鲁迅一样有一个百草园。

1939年夏，身患疟疾的汪曾祺居然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时候，师从沈从文。他写他的老师沈从文，写他如何教小说学，先写后评，不能统一格式，写人物要贴着人物写；他家有个小图书馆，同事学生总去借书，他上课也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带给学生，还笑称自己这是“手工业教学方式”；帮学生们邮寄书稿找地方发表的钱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为了减轻邮寄重量，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留下纸芯。

他写金岳霖教授，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教逻辑学，有一次被沈从文拉去讲《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还写吴雨僧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讲闻一多先生说唐诗，讲他印象深刻的老同学，讲西南联大的校舍，讲女同学新潮的服装搭配，讲大家躲避日本战机“跑警报”，警报响了，大家是怎样的跑法儿，讲那个在大家“跑警报”时候去洗头的女同学和煮莲子的男同学……

1957年，汪曾祺按照“指标”，被“补课”成右派，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他被下放到马铃薯研究站，因为会画画，被指定的工作是画一本马铃薯图谱，长茎的时候他画茎，开花的时候画花，结薯块的时候画薯块，画完就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他说像自己一样吃过那么多马铃薯的人，全国盖无第二。

《七十书怀》里，他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汪’改成了‘汪老’。我并无老大之感。但从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没有六十几了，不免有一点紧张。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七十，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

不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好像人生是有几条线，过了这个分界线，总是有点手足无措，虽然无可奈何，却不免有些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