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能从公司造假案上学到什么教训。讨论这个话题，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创投界的一个爆炸性事件，那就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自曝数据造假。
说老实话，这个事情在当时给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我采访过瑞幸咖啡的创始人陆正耀，也认识神州系的一些人。他们开始做瑞幸咖啡这个项目之后，我也很关注，跟内部的人也有过交流，自以为对这家公司还有一些了解。瑞幸造假这件事，那真是让我大跌眼镜，因为这么一个明星项目，竟然是建立在数据造假的基础上。到今天为止，瑞幸造假的很多细节还没有披露出来。我也很期待有人能够完整地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当然了，这只是个引子。今天要讲的，其实是格拉德威尔就安然公司破产案做的一篇报道。安然公司曾经是财富500强排名第七的能源公司，营业额超过1000亿美元，还曾经连续六年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但是在2001年，安然宣布破产。给它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也受到安然事件的牵连，在2002年倒闭，让当年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变成了今天的四大。
安然危机爆发的过程很迅速。2000年的9月20号，《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安然第二季度财报数据有问题。安然号称第二季度利润接近7.5亿美元，但记者在调查后说，这笔钱其实没有入账，只是公司未来可能的收益。如果扣除掉这笔钱，安然在第二季度其实是亏损的。紧接着，华尔街的著名空头查诺斯（James Chanos）就做空了安然。这里提一句，查诺斯也做空了瑞幸咖啡。然后，越来越多的财经记者和股票分析师开始研究安然公司的财务情况，安然的股价不断下跌，CEO辞职，公司信用评级被下调，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安然。到了12月，安然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当时安然的CEO被法庭判刑24年，我查了下后续的报道，他后来获得减刑，2018年出狱，实际上服刑11年。在宣布减刑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的发言人仍然把安然事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欺诈案”。当时宣判的时候，检察官也说，这个案子“黑白分明”，谁是恶棍，谁是受害者，一目了然。
不过，在格拉德威尔看来，事情却并不真的这么一目了然。如果真的这么一目了然，像安然这样的丑闻，就不会等那么久才被爆出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格拉德威尔提到了一个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特莱沃顿（Gregory Treverton），这个人把阻碍我们看清楚真相的谜，分成两个类型，一种是信息太少所以我们看不清真相，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知道更多的信息，这样就能解开。这种不解之谜可以称为谜团。第二种则恰恰相反，信息非常多，但是正因为信息太多了，所以你才看不清楚真相，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为迷雾。
本·拉登到底藏在哪儿，这就是第一种情况，是谜团。因为情报不足，所以才找不到本·拉登。美国情报部门在9·11事件之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去寻找本·拉登，要把他绳之以法。有一部电影叫《猎杀本·拉登》，非常精彩，讲的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人怎么寻找本·拉登的。他们的方法是，不断去找那些可能知道本·拉登在哪儿的人，通过审讯的方法去获得信息，然后顺藤摸瓜，最终知道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美军推翻了萨达姆之后，伊拉克的情况。你想，要处理伊拉克的问题，那是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民众情绪等一系列海量的信息中，找到一个最优解。而且外部环境还会在短时间内急速变化。这个时候，你面对的问题就不是信息太少、情报太少，而是信息过载了。
再比如水门事件和安然事件的对比。
水门事件是美国新闻业的巅峰时刻。两个年轻的记者，通过不断采访，最终证明了当时总统尼克松的团队，对政治对手进行了窃听等非法行为。水门事件里有一个角色很关键，就是号称“深喉”的爆料人。这个爆料人当然今天我们也都知道了，是当时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但是在当时包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深喉”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他在不断给记者爆料，如果他的身份泄露，就可能会被报复。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喉”给记者不断爆料，不断给提示，记者很难调查下去，因为记者不是局内人，知道的信息太少。
但是到了记者报道安然的时候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首先拿到了安然的财务报表。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安然会向投资者披露自己的季报和年报。然后，记者采访了会计学教授、投行分析师等会计领域的专家，再结合自己对安然财报的研究，发表报道，指出安然是把未来可能的盈利，算作了实际盈利写到财报里。在报道发表之前，记者还要求采访安然。然后，安然派出了包括会计主管在内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会计主管也承认，财报中的利润，是根据一个模型测算出的未来的盈利。也就是说，安然没有试图去隐瞒什么。
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人能发现安然的问题呢？因为安然披露的信息太多了。比如说吧，在安然丑闻中有一个关键的词语叫特殊目的实体，简称SPE。简单而言，就是安然成立一些自己控制的公司，把一部分资产比如未来应收账款卖给关联企业。这些关联企业可以从银行贷款来付给安然。这样安然就增加了收入。
安然其实并没有隐瞒这些交易，这些财报里都有。你可能说，安然一定是没有充分披露。但是怎么才算充分披露呢？安然有3000家特殊目的实体，每一家的书面文件超过1000页，也就是说如果真要公开，得公开300万页的材料。这个事情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后来记者报道说，安然的CFO其实也不了解这么做会导致什么结果，尽管这些交易都是他安排去做的。
直白点说，就是这些信息全部公开，也非常难搞明白。一位研究过安然事件的会计学教授说，安然的很多交易，“非常精细复杂”，他仔细研究了两个月，也只看了一部分。另一位法学教授说，安然对外公开的财报，“必要却不完美”。
这是个两难。如果要想让人看得懂，那就得简化信息，但是一简化，就有可能把潜在风险也给忽略了；但是如果要求公开每一项潜在的风险，那就有可能让人眼花缭乱，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都是因为财务操作越来越复杂了，公司越是公开信息，越是透明化自己，反而让人越搞不懂自己。
所以，安然事件，并非不一目了然，更像是怎么看也看不明白的迷雾。
既然是如此，那应该怎么办呢？
答案其实也不复杂。
对于第一种情况，也就是信息不足的谜团，那就应该增加信息获取的渠道，调查、打探、顺藤摸瓜。
对于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信息过多理解起来很复杂，需要的就不是打探者，而是整理者和解释者，要有人能够处理和解释这些信息。
处理这两种问题，需要的人也不一样。调查水门事件的两个记者，在当时都是非常年轻的记者，初生牛犊不怕虎，坚持不懈地调查这个新闻，最后迫使总统尼克松宣布辞职。处理谜团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热情、突破能力、拿料能力，经验反而没那么重要。
但是处理像安然这样的迷雾难题呢？文章说，其实后来回头看，安然造假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安然在被曝出造假前的5年里有4年没有缴企业所得税。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安然通过眼花缭乱的会计手法给自己增加的收入，在国税局看来，不能算收入。国税局只关心你真实赚到了多少钱，你通过一套无论多高级的模型，把未来的收入确认到今天，这在税务看来不算赚钱。
但要能发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人了解税法，能够对比从会计角度看和从税法角度看一家公司的区别，然后以此为线索去追问更多问题。
安然的问题是，安然大致遵守了会计规则，并且也公开了自己的做法。只不过你要发现安然的问题，需要一个有经验、有分析能力的人去看它的财务报表，去根据公开数据分析。用格拉德威尔的话说，安然的丑闻，是典型的信息时代的丑闻，是把丑闻埋在信息洪流里让你发现不了。
总结一下，那些阻碍我们看清真相的谜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因为信息过少，另一种是因为信息过多过于难懂。揭露两种真相需要的人和方法也不同。
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时代，会造成严重问题的，往往不是那些缺少信息的谜题，而是信息过多的迷雾。
比如就说个你最熟悉的，2008年为什么美国会爆发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因为是华尔街创造出了各种金融衍生品创新，这些衍生品创新产品，连股神巴菲特都说自己看不明白。而这些产品，也全都是公开的，都有厚厚的产品说明。但也正是这些厚厚的说明，把金融产品的风险给掩埋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