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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是纺织厂的门卫，老蒋是陶瓷厂的工人，他俩经常在一起。他们都很忙。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开会。我一直都很奇怪，那么多的叔叔阿姨，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他俩忙呢？都是工人，为什么只有他俩晚上要开会呢？他们又不是干部。

说他俩经常在一起，主要指的是晚上。老左眼神不好，晚上开完会天黑，要指望老蒋给自己带路，不然他容易被高低不平的路面绊倒。

“乖乖走路，不许胡说八道。”这是革委会主任每天晚上都要交代的话，他俩点头哈腰地往外走，并不抬头看主任。

他俩的情况不太一样。老左在纺织厂看大门，工作清闲，但是责任重大。不过，他主要的烦恼在于收入太低；老蒋则相反，他在陶瓷厂做力工，主要是往车间里转运烧陶瓷的黄土，一天要拉着架子车跑一百多趟，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他的主要烦恼是工作太累，收入倒还说得过去。

但是，这些话他们都不往外说。不说话，是他俩唯一的共同点，因为他们是右派。

当工人的好处是不怕断炊，月月有。所以，两个常年累月低着头的人，生活上倒也不算寒酸。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吃饭没有问题。可是，谁能保证一个家庭没有其他的事呢？

在小孩子的眼里，他们身上没有坏人的痕迹。谁家买点什么东西，比如煤啊、柴的，卸在门口堆得像小山似的，他们也会出来帮忙搬一下；还有，谁家房顶漏雨了，或者院墙快倒了，需要翻修一下。不用招呼，他俩一定会出来帮忙。所以大人们见他们，也是客气的，跟其他人一样。

“下班了？”

“下班了！”

“买点菜去？”

“不了，家里还有。”

一切都是正常的，看不出右派是什么意思。甚至他们走路，先伸哪一只脚，也没有定数，左右脚似乎一样多。也都不是左撇子。

“操你妈的，谁让你去看这个的？”爸爸抽出腰间的皮带就挥舞过来，我边逃边不服气，“他们到底哪里右了嘛，你们也不告诉我。”

老左很为自己的姓烦恼，你想想吧，一个右派，他居然姓左，这也太搞笑了吧！

而老蒋，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每次听到有人叫自己老蒋，老蒋都会在心里哆嗦一下。

但是，瘦瘦弱弱的老左却会画画。我们学校都请他画过画。在学校新盖的教学楼的山墙上画了一幅巨大的天安门，简直像真的一样。尤其是天安门后面的那一轮红日，大气磅礴，成了我们学校的骄傲。

还有就是给居委会的黑板报画版画，有时候是并排站着的工农兵；有时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的拳头。拳头下林秃子和他老婆像两只苍蝇一样，想摆脱人民的铁拳，却又无可奈何。那惊慌失措的神态简直栩栩如生，与画报上的林彪一模一样。

“你这就是照片嘛！”爸爸看了都忍不住夸赞。

他却低着头，看不出来有什么表情，不喜悦，也不悲哀，两只眼睛倒是动着的，不然，我都觉得他是个假人。

我一看到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路边的树，他跟不会说话的树没有什么区别，都没有表情。

他家孩子多，收入又低，生活条件明显是困难的。他和他的孩子们一样，都瘦得皮包骨头。

他的老大儿子，上初中时要去北京串联，想做一套草绿色的衣服，老左没有钱，就没有做，儿子也没去成，结果被别的学校的造反派打成了重伤，说他是遗传了右派的反革命习气，要与革命对着干。老左害怕造反派再来找麻烦，就把儿子的城镇户口转成农村户口，早早把儿子打发到老家去当农民了。这也算响应国家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造反派这才没有话说。

可是，老左一家人的脸却更黑了，头也更低了。

老左的女儿跟我是同学，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让同学们穿白衬衣、蓝裤子，去附近人民公社参观学习，老左家没有白衬衣，也没有钱置办，懂事的女儿就不去了，可是学校革委会的领导们不干，谁不去都行，右派的女儿不去不行，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吓得老左全家都在发抖，他们可担不起这个罪名。

老左老婆只好把盖的被子拆了，用白布的被里，连夜缝了一件白衬衣。我妈妈看着这件遍布毛球的衣服，感慨地说：“真能干啊，这要是我就没有办法了。”

老左看着满眼血丝的老婆，和同样红着眼睛的女儿，心如刀绞。

老左老婆在没有被里的棉絮里睡了将近两年，一直到把布票攒够，才去门市部扯了几尺白布，把被子缝好。

因此，老左一门心思想挣钱，可是在那个年代，挣钱比登天都难。

他想去车间上班，可是，纺织厂的车间，噪音就像战场，老左待不了一会，就得赶快跑出来。

“那些女同志真了不起，她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还能聊天，还能喝水，太神奇了。劳动人民真伟大。”老左如果要和谁说话，一定说得就是这个。

可是光说话没有用，家里的几个孩子还要吃饭穿衣呢。勾着头的老左，像一只攀在树上的啄木鸟，头一勾一勾地走着，总也想不出办法。

他想去维修车间，厂长问他：“你会干什么？车工？钳工？电工？”

老左一个劲地摇头。

厂长突然想起来了，他又问老左：“你上过大学？”

老左点点头，没敢说话。

“你在大学里学得是什么？”

“设计。”

“什么意思？”

“厂里需要纺什么面料，把计划先给我，由我把纺织的图案、颜色，还有线的经纬数设计好，提交给车间…”

“把计划先给你？”厂长的眼神像见了鬼一样，厉声打断了他，“难怪你被打成了右派，改造了这么久，还在胡说八道。你刚才说得那些是你应该干的吗？那不是广大群众群策群力的吗？更何况你把厂革委会放在什么位置了？凭什么把计划先给你？”

老左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两条腿抖得像装了个电动机。看着他可怜，厂长摆摆手，让他走了，临出门，厂长还在后面说了一句：“今天把你饶过，以后看表现。再有不法言行绝不轻饶。”

不久以后，厂长还是把他调到维修车间了，原因是，维修车间实在是太脏乱差了，上级部门检查以后，把厂长狠狠批评了一顿。厂长申请了很多油漆涂料，让老左把维修车间内外打造成革命的阵地，不能再让这么多的墙面空着了。同时要求，在车床、铣床、刨床等大型设备上，用油漆写上革命口号。

从这天起，老左的工作服就一天比一天花了。刚开始是白色，前胸后背偶然有几块，慢慢就多了起来，再往后就什么颜色都有了，以红色居多。

老左没有多余的衣服换，上班下班就这一套，他花花绿绿地走在路上，精气神却好了许多。看见路边有农民偷卖沙果子的，他也买几个，装在工作服的口袋里，给家里的几个小的解馋。

慢慢地，人们也不再注意他了，仿佛这花花绿绿本来就有。

一到星期天，街上只要响起老蒋哐哧哐哧的走路声，小孩子们就坐不住了，他们知道，这一定是老蒋从山里回来了。

这个地方多山，镇子在两山之间，仿佛是个盆地。山上光秃秃的，什么植物都没有。不过在春夏两季，山头也是绿的，因为地面长着各种不知名的野草，覆盖着地面，远远看来，也是绿油油的一片。可是走近一看，绿草间夹杂着黄色的土层、黑色的岩石、牛屎羊粪，斑斑驳驳，就像癞痢头的脑袋，一点美感都没有。

“草色遥看近却无。”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里的山。

可是，野草丛生的地方，却有蝎子、蛇、蜗牛、桌面大的蟾蜍、巴掌大的蜘蛛、知了、蚂蚱和蜻蜓，每天黄昏，各种声音吱呀乱叫，也不失一种独特的大自然风情，让常居小镇的人心旷神怡。

老蒋长得高大精神，一点也不像被打倒的人。只是常年在陶瓷厂拉架子车，辛苦得身上的各关节极其粗大，走起路来轰轰作响，有点像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二郎神。

“这家伙要不是右派该多好。”连革委会主任都这样赞扬他。

他却谁都不理，倒也不像老左一样天天低着头。但是我还是从他扬起的头上看到了孤独。他的眼睛是那么的空洞，一点光都没有，就像一棵老得空洞了的大树，大则大矣，其实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他一到星期天，就要进山。他带着许多空的啤酒瓶、罐头瓶，每天傍晚，他都会满载而归。啤酒瓶里肯定会有几条蛇；而罐头瓶里，则装着密密麻麻的吓人的蝎子。看着前呼后拥的孩子们，他照例不说话，但是随手扔在地上的蜗牛、蜻蜓和蚂蚱，却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他们知道这些是给自己的。

“老蒋是好坏人。”这是孩子们的一致看法。

他一回到家，就把蛇从啤酒瓶里放出来，看着满地扭来扭去的长虫，人们都害怕地不敢靠近。他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不慌不忙地把蛇往装满酒的瓶子里塞。蛇似乎也听他的，他让进去就进去。虽然大人们都不跟他聊天，但是家家户户都有泡着蛇的白酒。

塞完以后，如果还有蛇，他便把蛇拿在手里，捏着蛇的脖子，是不是用小刀划一下，我就不知道了。我通常是远远地看着，不敢到近处去。反正不知道他怎么弄了一下，就呲啦一下，把一条蛇皮从蛇身上完整地脱下来了。白花花的蛇就放在旁边的脸盆里，蛇皮扔在地上，还挂在皮上的尾巴甩来甩去。晚上他家就透出诱人的香味。人们都说，老蒋家又在吃蛇肉了。

蛇皮和那一瓶瓶蝎子，自有国营药店的人来收，收的人照例要大声说一下：不是我要来右派家喔，各位邻居看好了，我就是来收药材的，你们谁能抓到蝎子我也收呃—

声音拉得很长。

老蒋在单位上是苦力，陶瓷厂最辛苦的就是拉黄土，而且他们这个小厂，只有老蒋一个人是拉黄土的。所以他时常觉得辛苦，总想调个工作，可惜一直不敢跟领导提。

但是，他的工资却也不低。自从上面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以来，政治运动明显少了，右派的工资标准也按正常的走了。老蒋的工作辛苦，收入自然就高。每当想起这些，老蒋的脸就平和了许多，嘴边皮肤好像都舒展了，隐约有了点笑意。

这天吃完晚饭，老左又来到老蒋家，约他一起去革委会汇报思想。老蒋把一个饭盒递给了老左，老左知道那是一饭盒蛇肉，他可怜的孩子们已经吃过好几次老蒋给的蛇肉了。

这一次，他破天荒地没有要。

最近在维修车间工作，虽然干得不是修理机器的活，但是工资却按车间的普工发了。一下子多了七八块钱，老左马上觉得手头没有那么紧了。

老蒋的孩子也多，他实在不忍心再要老蒋的东西了。

老蒋脱下布满窟窿眼的背心，穿上一件半新不旧的衬衫，往外走去。满身花花绿绿的老左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说，穿厚点。老蒋已经从院子门走了出去。老左只好一路小跑着跟上。

“今天晚上，真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啊！”当听到革委会主任说，以后不用天天晚上来开会、汇报思想时，老左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么一句。他说完之后，被自己吓了一跳，他赶快偷眼看老蒋，老蒋灰扑扑的脸似乎透着一股光，在黑夜里显出明亮，他接着老左的话，说：“但愿春光还没有老透。”

老左站了下来。老蒋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身旁没有人。老左一直站在刚才说话的地方。他回头向老左走去，看到老左布满皱纹的脸上，全是泪水。

两个可怜的人，心里都充满着希望。

这天，老左的儿子从老家寄回来一只板鸭。老左自从被打成右派，就再也没有见过板鸭了，他想与朋友们一起分享这只板鸭。他去问革委会主任，自己能不能请一次客，主任沉吟了良久，说：“应该可以吧？现在都三结合了，很多老干部从五七干校回来，也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了。”

虽然他没有说能不能请客，但是老左听出来了，领导没有表示反对。

老左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请客，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他把女儿作业本上的纸，小心地裁成两半，郑重其事地写成请柬，一家一家地给邻居送过去，双手递给人家，等对方回头了，才倒退着出来。

可是，等到晚饭时，受邀而来只有老蒋一人。

他拿着两只铝制饭盒，一个饭盒装着清蒸蛇肉，另一个则是盐焗蝎子。看到那一只只栩栩如生的蝎子，老左吓了一跳。他老婆胆子大一点，赶紧客气地说：“请你来吃饭，你怎么还带菜来了？”

老蒋不置可否，只是用手捏着被焙干的蝎子，喂老左的两个小女儿。两个孩子倒不害怕，吃得嘴里咯吱乱响。看到这一幕，老左只好把胆子壮起来，学着老蒋的样子，也用两根手指捏了一个放进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了几下，就又捏了一个，迎着老婆就往她嘴里塞去，“尝尝，尝尝。好吃来、好吃来！”

老左老婆端着蒸好的板鸭，差点被老左掀翻，她正要发作，嘴里的味道却让她不由自主地说道：“蒋师傅，你好能干，这蝎子真的美味哦！”

他们家生平第一次请客就开始了。

吃完饭后，大家略坐了坐，老蒋就回来了。他们养成了沉默的习惯，即使没有外人，他们也没有话说，更不会谈自己的境遇。虽然他俩在一起十几年了，但是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的。若不是老左的儿子被造反派打伤而回了老家，老蒋甚至都不知道老左是哪里人。

老蒋不敢在老左家喝酒，也不敢长时间坐着，便急匆匆地回了自己的家。这顿饭没有吃上半个小时。老左遗憾地苦笑：“我小时候，我们家请客，要提前三天…”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老婆一叠声的“要死了、要死了”给吓住。隔墙有耳啊！

可是老蒋却没有尽兴，他回到家里，喝了半瓶蛇泡的药酒，这才觉得有点意思了。喝酒以后，浑身燥热，他脱下身上的背心，迎着一圈又一圈，旋转着的秋风，站在院门外。

他伸展一下胳膊，又蹬蹬腿，腰身使劲往后、往后、再往后，突然一个倒空翻，两脚稳稳地站在原地。

他的这一下，让站在近处聊天的几个邻居看到了，他们一片喝彩，鼓着掌让老蒋再来一次。老蒋借着酒劲，一个倒立，手在下、脚在上，直挺挺地立在院子中间，然后，他的两只手像脚一样行走，一步一步走上了一个小板凳，由小板凳又走上了一个方凳，再从方凳走到门口的鸡窝上，从鸡窝顶来到立在墙边的梯子上，然后倒立着从梯子上到了房顶。这时候院子里已经掌声雷动了，很多邻居都闻风出来，连院子外的巷道里都站有了人。被嘈杂声吸引出来的老左站在人群外，佩服地想，没看出来老蒋有这个手段，不知道他在被打成右派之前是干什么的……

可惜，幸福总是离开得太快，不到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

刚开始，老左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当厂长让他先回原来的工作岗位看大门时，他还以为是暂时的。当然，领导说的也是暂时。

可是当他想看看自己画在机器设备上的图画、写在墙上的标语有没有被一些调皮的工人涂鸦时，他吃惊地发现，车间的工人们都在办公楼的廊檐下待着，车间里站满了人，老左认识，这些人就是三结合领导班子里的造反派。透过车间的玻璃，老左看到他们正认真地看着老左画的画和写的标语。他们认真地记录着，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老左顿时感觉手脚冰凉。

终于，有人敲开了老左家的门。他站在门外，对着老左头一歪，老左便放下饭碗往外走去。

正在吃饭的老婆和孩子定定地看着这一幕，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他们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近都差点忘了。

大字报又铺天盖地而来，大街上、小巷里、车间、学校、医院，只要是有墙的地方就有大字报。这和文革初期差不多了。

老左每天心惊肉跳地去革委会开会，然后让等在门口的老婆扶回来。他的眼神更不济了。

他除了每天为自己担心外，还牵挂着老蒋。他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去革委会开会呢？老左每次想老蒋都是偷着想的，他觉得人们能看穿自己的心思。经常在想老蒋的时候，把自己吓一跳。

厂里不让老左去上班了，他们让他去保卫科报到。老左吓得脸色蜡黄。前几年，地富反坏右倒在保卫科的可不在少数，那里是坏分子们的阎王殿。这几年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很少再让人去保卫科了。今天听见厂长让他去保卫科，他已经抖得说不出来话了，他勉强走到厂子的大门口就走不动了，他不顾肮脏，一屁股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心乱如麻地回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嘿，我画什么画呀？真想把这只手剁掉。”老左把手在水磨石的门柱上剁了几下，淋漓的鲜血瞬间流了下来，他浑然无觉地往前走去，空洞的眼神让路上的行人感到诧异。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保卫科，几个彪形大汉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他们看到老左流血的手，拿出一个药箱，从里面取出一卷纱布，扔给了他。老左看着地上的纱布不知所措。其中一个不耐烦地说：“手怎么了？先包起来吧！真讨厌，出什么洋相？”

老左低头一看，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他刚想蹲下来取地上的纱布，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保卫科的长条凳上了。看见他醒过来了，有人就问了：“刚才你怎么了，昏迷是因为挨打了吗？”

“没有挨打！”老左虚弱地说。

“手怎么破的？”

“不知道。”老左老老实实回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说，手怎么破的？”

“我真的不知道。”老左抱歉地说，他真想编一套，把这一关混过去，可是他又不敢。

“你为什么昏迷了？”

“不知道。”

“你晕血吗？”他们又换了个话题。

“不知道。”

“嘿，这还是硬骨头，一问三不知啊。”问的人有点不客气了。

老左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躺在长条凳上抖得厉害，他想坐起来，不料胳膊肘一软，他掉了下来。

“你哭什么？”

“谁说我哭了，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老左突然把嘴闭上了。他脑子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完了完了，今天彻底完了。”老左绝望地想。

刚才老左从长条凳上掉下来时，他恍惚觉得自己还在大学的宿舍里，自己和下铺的同学闹着玩，不小心从床上掉了下来，下铺的同学故意臊他：“你哭什么？”生来脸皮薄的老左怕同学们误会，赶快粗着嗓子喊：“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没想到刚才鬼使神差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保卫科的人显然没有想到老左会说这么一句话，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下，纷纷在老左对面坐了下来。

“说吧，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要等我们查出来了再说。”科长和颜悦色的话，在老左听来不谛一声惊雷，他完全乱了阵脚。

……

一直到后半夜，老左才跌跌撞撞地离开了保卫科，老婆不知道自己在保卫科，可能还在革委会门口等着呢。他找了个平点的地方，不顾地上的尘土，四仰八叉地坐了下来。他把脸埋在肘弯里，悄悄地哭了。请老蒋吃饭的事，要求去车间画画的事，以及刚才的那句话，是压在他身上的巨大的磨盘，已经压得他上不来气了。

他捡了一根木棍，拄着它往革委会门口走去。

革委会门前没有人，他松了一口气。老婆孩子为了他这个右派，经常担惊受怕，吃不好、睡不好，今晚如果能睡个早觉，老左都觉得对得起家里人了。

我要不在，他们是不是会轻松一点？这个念头吓了老左一跳，不过他随后又点点头，觉得自己有主意了。

他注意地看着前面，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没有硬化的路面高低不平，老左走得磕磕绊绊，汽车轮胎压成的深槽里积满了水，不一会儿，老左脚上的布鞋就湿透了，沉甸甸地拖在脚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他走得更慢了。

他没有往家的方向走去，他顺着大路走了一会，就拐到通往建材厂的路上去了。

建材厂在小镇的边上，厂外就是公社的地了。

他慢慢行走在布满沙砾的路上，越往前走，路两边的预制板和红砖越多，全都码放得整整齐齐。他慢慢的、没有任何犹豫地往码放红砖的方向走去。

那一排排整齐的砖墙，码放得比人还高，走在这里面，人显得格外渺小。他小心地注意着脚下的废砖，生怕把自己摔倒。

终于，他从红砖的迷魂阵里出来了，这里是建材厂的后院，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老左面前，坑里全都积着水，就像一个又一个湖泊。

为了取土烧砖，这里的地面被挖得千疮百孔，夜晚看来，就像一个个亮晶晶的鬼脸，让人感到害怕。

胆小的老左今天一点也不怕这些鬼脸了，他坐在深坑旁边看了一会儿，像下决心一样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往后退了几步，再助跑起来，他想飞身跃入这波光粼粼的湖中。

可是，还没等他跃起来，他的双脚就神奇地离开了地面，等他被放下时，看到了几天没见的老蒋。

老蒋告诉他，自己已经给革委会写了一封信，把请客吃饭的罪责揽到了自己身上；而且他还承认，是他撺掇老左去刷油漆的，目的就是用假积极的态度，蒙蔽革命群众的眼睛，其实就是为了逃避改造。

听到这话，老左已经被吓得失去了三魂六魄。老蒋笑着说：“你连死都不怕，还害怕这个吗？”

“不是，”老左颤抖着说，“这样说，会要你的命的。”

“我不干了，我要走了，”老蒋轻松地说，“我老婆是青海牧区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牧区的人吗？”看到老左摇头，他继续说：“我就是防着今天呢。牧区的运动搞得不厉害，牧民又不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我去以后就再也不受这样的罪了。”

“家里人怎么办？”老左担心地问。

“已经走了，就剩我自己了。我和你见一面就走。”

“那我明天就好过关了。”老左感激地抹着眼泪。

“是啊，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老蒋说道。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老左：“你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你如此谨慎老实。”

“唉-”老左长叹一口气，“我刚参加工作时，纺织厂搞运动，要画漫画，没有人会画，我就自告奋勇地去画了。在会议室的讲台上画的。谁知道讲台上有标语，我没看见，把标语给涂脏了，就被打成了右派。”

“那你又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老左终于问出了这个困惑了很久的问题。

“我是体操运动员，那几年和苏联老大哥关系好，开运动会的时候，交待我们让着老大哥。可是体操又不是跑步，我没有办法掌握，再加上年轻气盛，赢了老大哥，就被体校打倒了。毕业后不让搞体育，分到陶瓷厂拉架子车来了。”老蒋说的时候，脸上竟然有一丝微笑。

老左心酸地说：“你这一走，正式工作、城镇户口可就没有了，以后怎么向孩子们交代？”

老蒋愣了片刻，艰难地说：“现在还活着，不好吗？”

老左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呆呆地看着坑里的水面，水被风吹着，一圈一圈的波纹过来了又过去了。

他轻轻地说：“对不起。”

老蒋笑了，说：“我该走了，有什么罪过往我身上推。”

老左觉得自己就像一棵枯死的树，还有机会抽枝发芽吗？

他在心里使劲说了一句：“真想和你一醉方休。”

可惜他没有好意思说出来。

远去的背影已经很小了，他突然觉得这十月的天气似乎下雪了，如果没有下雪，那老蒋的脚下怎么是白茫茫一片呢？

他越来越觉得老蒋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他正在向他的森林走去。

“真想和你醉一次！”老左大声喊了出来，可惜老蒋已经听不见了。他的嘴里，全是咸咸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