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句话说得好：不是凭自己本事踏踏实实赚来的钱，最终都会亏出去。意思是，人不能拿偶然一两次的好运气当成自己真正的实力，从而建立起盲目自信，一旦遇到挫折，不仅不会从自身去发现问题，反而执拗的认为只是运气不好，继续等着天上掉馅饼下来，最后高不成低不就，没有实力却又陷入发财的美梦中，无法自拔。
这话，就像一句咒语，死死缠住了我的二舅，缠绕了他整整十年，至今仍未松脱。
一
1983年的秋天，风里已带了凉意，田埂上的草开始微微泛黄。十六岁的二舅站在村头老槐树下，望了一眼通往县城的土路尽头，最终回身，默默走进了外公那座青砖灰瓦的老屋。
外公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旱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想好了？”外公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沙哑，“念书，还是接我的班？”
“接。”二舅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他低下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洗得发白、露出大脚趾的旧解放鞋，鞋尖沾着新鲜的泥点。就在昨天，中学校长还特意来家访，拍着二舅瘦削的肩膀，说他是块读书的好料子，可惜了。
外公到了退休年龄，那份在县城供销社当保管员的差事，这个公家认可的铁饭碗，按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可以“传承”给子女。一个“接班”的名额，像一块沉甸甸的金砖，也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围墙。墙外，是二舅曾经无数次想象过的、书本里描绘的广阔天地；墙内，是县城供销社仓库里弥漫的陈旧货品气息，是每月准时到手的工资和粮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稳。
二舅最终选择了墙内，他退了学，接过了外公递来的、磨得油光发亮的那串仓库钥匙，也接过了这个家对他“顶门立户”的全部期望。那串钥匙冰冷沉重，坠得他心口发闷。离家那天，他穿着浆洗得硬挺的蓝色新工装，走出很远，忍不住又回头望了一眼村口那棵老槐树，树下仿佛还站着那个背着书包、对知识充满渴求的少年身影，身影在秋风中越来越淡，终于消散。
县城供销社的仓库巨大而幽深，空气里常年漂浮着布匹的粉尘、煤油的刺鼻和咸鱼干混杂的复杂气味。二舅是顶替的新人，也是顶小的学徒，被指派干最累最杂的活儿。清点堆成小山似的麻袋，搬运沉重的五金件，跟着老保管员在迷宫般的货架间穿梭、登记、码放。十六岁的少年，骨架尚未完全撑开，肩膀很快就被沉重的货箱压得红肿破皮，晚上躺在供销社集体宿舍窄小的木板床上，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汗水浸透的工装，洗了又洗，蓝颜色渐渐褪成了灰白。
但他有股子天生的韧劲儿和灵透，别人点货靠本子死记，他默默观察几天，竟自己琢磨出一套按区域、按品类快速归类的法子，心算又快又准。老保管员有一次故意考他，随口问仓库角落积压多年的几捆花布还有多少尺码，二舅竟脱口报出精确数字，连零头都不差。这本事很快在单位里传开，加上二舅生得挺拔，眉目周正，干活时那股专注认真、不惜力的劲头，让他在一群灰扑扑的同事里显得格外精神。
这劲头没白费，踏实、肯干、加上那份难得的灵光，二舅像一棵被压在石缝里的树苗，硬是寻着光，一点点向上拱。工作第四年，他被提拔为仓库保管小组长，手下管着几个人。又过了两年，单位改组，他竟被破格提拔为供销社后勤股副股长，成了整个系统里最年轻的管理人员。
消息传回村里，外公那张被岁月和旱烟熏得黑黄的脸，瞬间像被点亮了。他在家里最敞亮的堂屋摆了好几桌，请来远近亲戚和村里有头脸的人物。外公端着家里珍藏的散装烧酒，挨桌敬，嗓门洪亮，每一道深深的皱纹里都盛满了得意：“看看！看看我二小子！当初让他接班，没错吧？这就是眼光！稳稳当当，吃公家饭，比啥都强！”他拍着二舅的肩膀，力道大得让二舅微微晃了一下。
二舅被亲戚们簇拥着，在一片“有出息”、“光宗耀祖”的夸赞声中，脸上泛着红光，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一刻，仓库的灰尘、肩膀的酸痛、被书本遗忘的遗憾，似乎都在这满屋的酒气和赞誉里暂时消散了。脚下，仿佛真是一条铺着红毯的金光大道，笔直通向看得见的安稳未来。他感觉自己稳稳地站在了地上，端住了这沉甸甸的铁饭碗，也似乎端住了命运。
二
时间像个不紧不慢的匠人，用无形的刻刀，把八十年代的蓬勃生气和单一安稳，一点点雕琢成九十年代的喧嚣躁动与莫测变化。供销社那红火的景象，如同褪色的年画，渐渐蒙上了灰败的尘埃。货架上，原本需要抢购的紧俏商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积压的滞销品，落满了无人问津的灰尘。县城里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小卖部、个体商店，像灵活的小鱼，把供销社这艘笨重的大船围在中间，啃噬着它仅存的活力。
二舅眉头间的“川”字纹路，在不知不觉中刻得深了。他坐在后勤股那张旧办公桌后，处理的文件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清仓”、“盘亏”、“人员优化”的通知。他依旧勤勉，试图用加倍的努力挽住下滑的趋势，但那股无形的、被称为“市场经济”的洪流，裹挟着整个时代轰然转向，个人的挣扎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2001年，那阵吹遍大江南北的“企业改制”劲风，终于带着刺骨的寒意，席卷了这座小县城，也毫不留情地吹到了二舅头上。供销社这艘船，彻底搁浅了。动员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最终方案下来：买断工龄，下岗分流。
二舅捏着那张薄薄的“工龄买断协议书”和一小沓远低于预期的“下岗安置费”，走出供销社那扇他进出过无数次的大门。阳光刺眼，他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身后，那栋曾经象征安稳和荣耀的苏式红砖办公楼，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格外陈旧、颓败。大门上挂着的、字迹斑驳的“某某县供销合作社”木牌，在风中轻微晃动，发出“吱呀”的呻吟，像一个垂暮老人的叹息。他站在门口熟悉的台阶上，脚下像生了根，挪不动步子。十几年了，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缕气味，每一个清晨上班的铃声。他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岁月都砌进了这堵墙里，如今，墙塌了。
二舅茫然地环顾四周，街道比记忆中拥挤了许多，店铺招牌五光十色，人声鼎沸，摩托车突突地冒着烟疾驰而过。这曾经熟悉的县城，此刻陌生得让他心慌。一种巨大的、无处着力的失重感猛地攫住了他。
铁饭碗？碎了。那曾经被外公引以为傲、也被他自己视为立身之本的“公家身份”，像被戳破的肥皂泡，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那沓钱，纸币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这点钱，能顶多久？三十多岁，上有日渐衰老的父母，下有刚上小学的女儿，妻子在街道小厂做工，收入微薄。千斤的重担，猝不及防地压在了他骤然空悬的肩膀上。
三
下岗后的日子，像一条被拖上岸的鱼，在干涸的岸上徒劳地挣扎。二舅开始了艰难的求职路。他翻出当年那份红头文件的任命书复印件，小心翼翼地夹在简历里。他走进一家家新开的公司、酒店、商场，努力挺直腰板，试图找回当年在供销社当股长时的气度。
“王股长？”一个私营小老板叼着烟，斜睨着他递过来的简历，目光扫过“副股长”的头衔，嘴角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供销社？哦，早黄摊子了吧？你这管理经验……管仓库？我们现在都用电脑系统管理了，要懂电脑的年轻人。”老板把简历随手丢在堆满杂物的办公桌上，像丢开一张废纸，“再说，您这年纪……我们招工要求三十岁以下，您这超了吧？”
电脑？二舅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甩下他时，连招呼都没打一个。他张了张嘴，喉咙发干，想说自己学东西快，想说自己能吃苦，但看着对方不耐烦挥动的手，终究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那串曾经象征着权力和安稳的仓库钥匙，此刻成了简历上最刺眼的“过去式”，一个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标签。
他又走进一家需要跑业务的贸易公司，经理是个四十出头、穿着时髦西装的男人，打量了他一番，语气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审视：“跑业务，要的是人脉，是关系网。王股长，你以前在供销社，那些老关系……现在还能用得上吗？现在做生意，可不是当年批个条子就能拿货那么简单了。”
人脉？关系？二舅脑子里闪过供销社那些老同事、老领导的面孔，他们大多和他一样，淹没在“下岗”的浪潮里，自身难保。曾经引以为傲的“公家人脉”，在汹涌的市场大潮面前，脆弱得像一张浸了水的薄纸。经理后面的话，他几乎没听清，只看到对方金丝眼镜后面那双眼睛里毫不掩饰的疏离和评估。他默默地收回简历，转身离开。身后传来经理隐约的抱怨：“唉，这些下岗的，观念跟不上，还总端着架子……”
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冷眼，像冰冷的雨水，反复冲刷着他仅存的体面和自尊。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脚步越来越沉。家，成了一个他既渴望回去又害怕面对的地方。妻子忧虑的目光，女儿懵懂地问“爸爸今天找到工作了吗？”，父母小心翼翼的探询，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生活的窘迫更是步步紧逼，女儿学校的学杂费、补习费，家里的柴米油盐，人情往来，每一笔开支都像一道催命符，那点买断工龄的钱，如同投进无底洞的石子，迅速地消耗着，水花越来越小。
四
高不成低不就过了好几年，期间二舅去送过货、跑过业务、工地打过零工、做过小本买卖，当初的身份像道枷锁，让二舅拉不下身份、沉不下心去踏踏实实做事。窘迫的日子里让二舅喜欢上了喝酒来消愁，日渐消瘦的身影尽显落寞与心酸。就在二舅感到四面楚歌、几乎要被生活的泥沼吞没时，一根意外的稻草抛了过来，是他初中时最要好的同学，李强。李强没考上高中，早早出来混社会，如今在县城周边做些不大不小的土石方工程，开着一辆半旧的丰田车，说话嗓门洪亮，带着一股江湖气。
一次同学小聚，几杯酒下肚，李强拍着二舅的肩膀，声音震得他耳膜嗡嗡响：“老王！老王啊！我的老同学！看你这样，兄弟我心里不得劲儿！”他喷着酒气，凑近二舅，“供销社那破地方，早该出来了！有啥意思？现在外面遍地是黄金！就看你有没有胆子弯腰去捡！”他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我手里刚拿到个小活儿，给邻县新修的一个小商品市场拉土方、垫地基。活儿不大，但油水还行。关键甲方管事的，是我一个远房表舅！就是缺个能主事儿、懂点账、会来事儿的兄弟帮我盯着现场，跟甲方沟通沟通。我看你就合适！供销社当过领导，场面人儿！怎么样？过来帮兄弟一把？”
二舅的心猛地一跳，拉土方？工程？这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李强描绘的“油水还行”，像黑暗里骤然亮起的一点微光，强烈地吸引着他。看着李强脖子上粗大的金链子在灯光下晃眼，看着他手腕上那块亮闪闪的手表，再看看自己洗得发白的旧夹克，二舅喉头滚动了一下。他需要钱，太需要了，窘迫的生活像无形的鞭子，抽得他喘不过气。这或许……是老天爷给的一条活路？
“我……我没干过这个，怕……”二舅犹豫着开口。
“怕啥？！”李强用力一挥手，打断他，“谁天生就会？有我呢！你脑子活络，供销社那么大一摊子都能管，这点小工程算个啥？再说了，甲方那边有我表舅罩着！你就负责把场面支棱起来，账目记清楚，跟工人搞好关系，该请甲方吃饭喝酒的时候你出面，把人家陪高兴了就行！嘴巴甜一点，烟酒勤一点，事儿就成了一半！就凭你老王这长相气质，供销社干部出身，往那儿一站，说话办事，那叫一个体面！比我这大老粗强多了！”
李强的话，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二舅几乎枯竭的心田。供销社干部出身……体面……会说话办事……这些曾经在求职市场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东西，此刻在李强的描述中，竟然成了稀缺的资源和成功的资本！二舅心里那点残存的骄傲和对“身份”的眷恋，被巧妙地激活了。他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一条可以绕开学历、绕开新知识、凭借自己“原有优势”就能闯出来的路。他端起酒杯，和李强重重一碰：“行！强子，我跟你干！”
接下来的几个月，二舅像换了个人，他拿出当年在供销社管理仓库的劲头，一头扎进了尘土飞扬的工地。他不懂挖掘机型号，不懂土方量计算，但他舍得跑腿，舍得放低身段，他记住李强表舅的喜好，知道他爱喝本地一种高度散酒，爱吃辣炒肥肠，便隔三差五揣上烟酒，去甲方办公室“汇报工作”，话里话外透着恭敬和亲近。他跟着李强，在烟雾缭绕的酒桌上，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敬酒的规矩和奉承的分寸。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说话不急不缓，带着点机关里特有的、令人难以反驳的“原则性”口吻，对付那些包工头和小工头，竟出奇地有效。工地上鸡毛蒜皮扯皮的事，他居然也能凭着“供销社干部”的余威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给摆平了七八分。
李强在背后运作关系、搞定核心环节，二舅在前台负责维系场面、处理具体事务和账目。两人配合，这小工程竟出奇地顺利，提前完工，甲方验收也爽快。结算那天，李强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拍在二舅面前，咧着嘴笑：“老王！我的福将！拿着！这是你的！”
二舅打开信封，厚厚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那厚度和重量，是他过去在供销社当股长时一年的工资总和！他的手微微发抖，心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巨大的喜悦和难以置信瞬间淹没了他。原来，钱可以来得这么快？原来，自己这套供销社锻炼出来的待人接物、管理协调的本事，在“江湖”上竟然如此值钱？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膨胀感，迅速在他心中滋生、蔓延。原来，离开那个破败的供销社，天地是如此广阔！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是处，只是过去被那个铁饭碗给框死了！
有了这次经验和机会，二舅跟李强之间合作愈发顺利，拿下了周边好几个项目，获利不少，人也变得精神和自信起来，大手一挥，买了一辆别克的新车。当他把车开回村里时，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当年他当上副股长。邻居们围着锃亮的车身啧啧称奇，孩子们兴奋地摸来摸去。二舅摇下车窗，意气风发地跟人打招呼，脸上的笑容是下岗后从未有过的舒展和灿烂。
这辆新车，成了二舅新身份的象征。过年是他最风光的时刻，腊月里，他就开着擦得锃亮的别克，后备箱塞满烟酒礼品，衣锦还乡。从初一到十五，家里拜年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二舅穿着笔挺的呢子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红光满面地坐在堂屋主位，俨然成了家族的中心人物。
最让孩子们期待的，是二舅发压岁钱的“仪式”。他喜欢手里攥着厚厚一沓崭新的十元钞票（这在当时已是很大方），靠在太师椅上，笑呵呵地看着我们这群外甥、侄子涌进来磕头拜年。
“舅舅新年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扯着嗓子喊，生怕声音小了。
“哎！好！好小子！”二舅满意地应着，手指在钞票上利落地一捻，抽出一张，递给喊得最响亮、磕头最响的那个。拿到钱的孩子欢天喜地，没拿到的憋足了劲，下一轮喊得更卖力。整个堂屋充满了孩子们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拜年声和二舅爽朗的笑声。谁的声音最大、喊得最快、拜年词儿翻新得最勤，最后手里攥着的钞票肯定最厚。这成了每年春节家族里一道独特又有些许市侩的风景。
二舅享受着这种被簇拥、被需要、被仰望的感觉，这感觉，像醇酒，让他沉醉。那几年，他是风光的“王老板”，是亲戚眼中“有本事”、“发了财”的人物。每年过年回老家，他的日程排得比当股长时还满，东家请西家迎，酒局饭局应接不暇，家里常常是冷灶清锅，妻子只能无奈地看着他带着一身酒气，在深夜或凌晨才踉跄归来。
五
命运似乎格外垂青二舅，又或者，那只是悬崖边上一朵惑人的幻花。就在他开着别克，享受着“王老板”的荣光时，更大的诱惑，裹着致命的蜜糖，悄然降临。这一次，递来“馅饼”的，还是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