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椅上的烟斗又续了新烟丝，父亲徐宝祥猛吸一口，烟圈在秋阳里散得慢，把他眼底的光也晕得柔了些。“1927年那阵，城里的风都带着慌劲儿——唐帅被软禁，没多久就走了。你太外公张继之收拾了那台铜皮相机，还有一箱子写满字的宣纸，辞了兵营的差事，带着你奶奶凤仙回了咱们这儿。”
我指尖划过青石门槛上“徐府”二字的残痕，那鎏金早被岁月磨没了，只余下浅浅的刻痕。父亲的目光落在院外那棵老杨树上，像是看见八十多年前的街景。
“你太外公没想着再投谁做官，只在城中心租了间铺面，挂了块‘南平照相馆’的木牌。还是那台老相机，他擦得比在兵营时更亮，镜头上的铜绿都被细细磨掉，连装胶卷的木盒都垫了软布。刚开始没多少人来，毕竟那时候照相是新鲜事，一块大洋拍一张，不是寻常人家舍得的。可你太外公有耐心，有人来问，他就细细讲怎么摆姿势、怎么笑才自然，要是带孩子来，还会从兜里摸颗糖哄着。”
父亲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有回城里王老爷家办寿，请他去拍全家福。王老爷的小孙子哭闹着不肯坐，你太外公就把相机放在桌上，让孩子摸镜头盖，自己蹲在旁边，趁孩子笑的时候‘咔嗒’按下快门。洗出来的照片里，那孩子眼睛亮闪闪的，王老爷见了直夸‘张老板会拍’。打那以后，来照相的人就多了，成亲的拍喜照，做寿的拍全家福，连学堂里的先生都带着学生来拍合影，南平照相馆的名声，慢慢就传开了。”
没两年，外公又在照相馆隔壁开了间染布坊。“你太外公懂颜色，在兵营时给唐帅整理文书，连封皮用什么色的绫子都讲究。开染布坊时，他自己调染料，靛蓝要浸三遍，胭脂红要加槐花汁固色，染出来的布，洗十次都不掉色。街坊们都爱来买，张家的媳妇扯块蓝布做褂子，李家的姑娘挑块红布做嫁妆，布坊的伙计们忙得脚不沾地，后院的十几口大染缸，天天都冒着热气。”
日子一久，外公的产业越做越大。照相馆开了分店，染布坊的生意铺到了邻县，城里半条街的商铺都挂着“张记”的牌子——百姓们私下里叫他“张半城”，说“城里一半的营生，都在张老板手里”。
“你奶奶凤仙是你太外公的独女，打小就跟着他学本事。在照相馆，她会帮着铺背景布、递道具，客人的名字、取照片的日子，她记在小本子上，从没错过一次；在布坊，她能一眼看出布的成色，哪家要的布急，哪家喜欢浅颜色，她都门儿清。你太外公常说：‘凤仙这孩子，比小子还会做生意。’”
后来，外公把凤仙嫁给爷爷徐少摩，便开始手把手教爷爷经营。“你爷爷本就机灵，跟着你太外公学管账，账本记得比文书还工整；学看布的好坏，摸一摸布的纹理，就知道是新棉还是旧棉；学跟客商打交道，既不亏了自己，也不让对方吃亏。有一年邻县遭了水灾，粮价涨得厉害，你爷爷管着粮店，却没跟着涨价，还开仓放了些粮给灾民。有人说他傻，你爷爷说：‘太外公教的，做生意得有良心，良心在，生意才能长久。’”
靠着这份良心和本事，爷爷接手产业后，徐家的日子像后院的竹子似的，一节节往上窜。良田从几十亩扩到千顷，春耕时，田埂上的雇工能排成长队；城里的商铺从七八间变成百间，绸缎庄、粮店、杂货店、药铺，连码头的货栈都有徐家的份。
“民国十年那阵，你爷爷说，该建个像样的院子了。找了最好的工匠，选了城郊这块风水好的地，一建就是三年。院子占了一百零八亩，正厅的梁是从山里运来的楠木，门槛是整块青石凿的，东跨院给丫鬟住，西跨院堆粮食，花园里种了桂花、玉兰，连井都是特意挖的甜水井。建成那天，城里的乡绅都来道贺，鞭炮从街口响到院门口，那热闹劲儿，是咱们徐家最风光的时候。”
父亲的烟又灭了，他抬手抹了抹眼角，没说话。风掠过院角的断墙，卷起几片落叶，像是在替那些远去的锣鼓声、欢笑声，轻轻叩着这道沉默的青石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