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青葱岁月，记忆里总清晰地印着几个要好的女生，还有我们那位特别的班主任。许是当年日子清贫，那份友谊、那份师生情，来得格外简单，也格外纯粹。
初二时，我们四个女孩正好坐一排。那时的学习压力远没有现在大，只要按时完成作业、课堂上认真听讲，就算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对“好学生”的定义，简单得很。女生们大多乖巧，也更受老师偏爱。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20多岁的大男孩，一米八大个，留着利落的寸头，眼神炯炯有神，皮肤在我看来比我白不少。名字也很响亮叫张友安。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年轻老师，竟同时教我们政治和体育。起初我们都有些震惊——班里不少男生个子都快跟他齐平了，他能管好我们这群正值青春的孩子吗？可很快我们就服了：他特别健谈，总能把调皮的男生调教得服服帖帖，还总给我们讲外面的新鲜事、我们没听过的新闻，像个把世界带到我们眼前的“传播者”。每周一的周会是最特别的，他从不说教，而是让我们聊这星期发生的事，大家畅所欲言，那一刻根本不像师生，更像一群朋友在分享心事。
我们四个坐在第三排，课桌挨得紧紧的，前后左右的距离都近，说话递纸条都方便。我在右手边第三位，同桌是蒲秀云，我俩关系最好。她留着标准的学生头，皮肤偏白，衬得脸上的小雀斑格外明显；一双弯弯的眼睛，一说话就忽闪忽闪的。她性格爽朗，笑声清脆得像风铃，可一跟男生交谈，就立马换了副模样——语调硬邦邦的，带着不容置疑的疏离。后来才知道，缘分早就在年少时悄悄牵了线：蒲秀云现在的老公，竟是当年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同班同学。上学时两人在班里几乎没什么交流，安静得像两条平行线，直到后来聊天才知晓，原来每天放学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少年人都带着羞涩，哪怕同路也鲜有搭话。真正的交集是后来外出打工，在陌生的城市里，偶然遇见的同乡、熟悉的乡音，让两人不自觉地靠近，慢慢走到了一起。原来当年那份藏在沉默里的羞涩，早为如今的缘分埋下了伏笔。
我左手边是霍乐乐，皮肤白得在当年很少见，带着点微胖，一看就知道家里不怎么让她干农活，我那时总偷偷羡慕她的好皮肤。霍乐乐旁边，是比我们都矮一点的郭海敏，留着长发。她家住在街上，在那个年代就早早懂得“学习能改变命运”，比我们都用功，还常把家里高年级哥哥的书带到课堂上看。我们另外三个还整天嘻哈玩闹，根本不理解她的较真，如今再想，才发觉这个比我们小几个月、个子最小的姑娘，心里比谁都成熟。
坐在我正前方的，是个叫年涛的男生。他有点丹凤眼，个子不高，瘦瘦的，皮肤也白净，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一件橘色的衬衫 ——想来他家条件该是比我们好，毕竟也住在街头。他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很突出，难题到他手里总能解开。许是我们四个女生太热闹，聊起天来叽叽喳喳的，他总想着凑进来。那时候我不懂事，总觉得他模样“男生女相”，现在才明白，那不过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懵懂又直白。
我家离学校有两里地，每天都骑一辆28大杠自行车上学。这车子个头大，我每次骑车都得先踮着脚用脚蹬滑一段距离，借着惯性才能翻身上坐垫。中午放学回家，吃完饭后能躺半小时，或是看会儿电视；可一到农忙时节，就只能草草扒几口饭，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我最讨厌的摘花生。每年十月花生成熟，整个国庆假期都耗在这上面，家门口摞得高高的花生堆，像在跟我无声“挑衅”。就算偷偷跑去玩，心里也不踏实，总想着多摔一把花生，父母就能少累一点。下午一点左右，又得骑着车往学校赶，起初觉得这自行车又大又笨，可架不住它省时间，慢慢也就从嫌弃变成了珍惜。如今再走在那条上学的路上，总像能看见小小的自己，踮脚滑着大大的自行车，在尘土里来回穿梭。
可就连这辆我曾嫌弃的“老搭档”，也在某个傍晚丢了。那天是周五，本该我和蒲秀云值日打扫教室，霍乐乐和郭海敏却主动留下来帮忙，我笑着说下次她们值日，我和秀云也留下。打扫时分工特别默契：霍乐乐先接水洒在地上，免得扫地时起灰；郭海敏挪开桌椅，连角落都不肯放过；我和蒲秀云负责扫地，扫完后海敏又忙着把桌椅归位。没一会儿，教室就被我们打扫得亮堂堂的。之后，我们你一毛、我两毛地凑钱买了冰棒，咬一口凉丝丝的甜，满是劳动后的满足，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时的快乐，全装在这间教室里。
可等我们满意地锁上门，到车棚找自行车时，我却傻了眼——我的车不见了。我急得快哭了，他们三个陪着我把学校每个角落都找遍，还是没找到。我知道父亲一向严格，丢了车回家肯定要挨骂，路上故意放慢脚步拖延时间。他们三个非要陪我回家，我不肯，蒲秀云干脆抢过我怀里抱着的书：“不跟你一起回，就不给你书！”我气鼓鼓地说“书我也不要了”，他们见我真急了，才把书还给我。可谁知道，我到家后没多久，他们竟偷偷跟了过来，一进门就帮我跟父亲解释。那天的温暖我记到现在，父亲不仅没骂我，还留他们在家吃饭。桌上只有最简单的挂面，连配菜都没有，可我们四个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却是这辈子唯一一次这样亲近。第二天一早，我们轻手轻脚地离开，没打扰父亲。
中午时，郭海敏把我们带回了家——她家在街上做生意，条件比我们好。她父母特别热情，给我们做了一顿“大餐”，那顿饭的香，我到现在都记得。饭后我们三个写作业，蒲秀云说想去看住在附近的外婆，我便陪她一起去。外婆家是间土房子，看着有些破旧，里面却收拾得整整齐齐，透着温馨。外婆见了我们特别高兴，还炸了小炸鱼给我们吃，一口下去满是香，全是老人的心意。她还时不时跟我聊天，问起我家的事，絮絮叨叨的，可那唠叨里藏着的温暖，我至今都能感受到。
临近毕业时，蒲秀云提议我们拍张合影。那时照片五毛钱一张，我羞答答地跟父亲要了一块钱，第一次化妆，第一次走进摄影棚。我们四个红着脸，任由化妆师在脸上涂涂抹抹，身上还穿着自己的衣服，摆姿势时僵硬得很，却还是留下了这辈子唯一一张四人合影。
初中的告别，连场像样的仪式都没有。甚至连面对面的说声再见的机会也没有。一场考试后，我因为成绩不理想没能升学，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学校，和她们、和那位像朋友一样的班主任，也渐渐散了。
之后我外出打工十几年，心里总记挂着她们，也记挂着那位带我们看世界的老师。可当年没有通讯方式，就算过年回家，也因为各村离得远，记不清她们家的具体位置，只能在心里默默想念。
直到这两年有了抖音，前段时间我竟无意中刷到了蒲秀云老公的账号——也就是当年我们最后排的那位同学，像捡到宝一样赶紧私信，问他秀云的消息。他很快把秀云的微信推给我，我们加上好友后，像从没分开过一样侃侃而谈。秀云还跟我说了其他同学的近况，说她们2019年还组织过同学聚会，那位班主任也来了。照片里的老师依旧帅气，只是皮肤不像从前那样白净，连印象中一米八的高大身影，似乎也没那么挺拔了——许是这些年我们都长大了，从仰望他的孩子，长成了能与他平视的大人，才觉出当年的“高大”，藏着多少年少时的崇拜。聚会上，大家还像从前那样坐在老座位上，玩着小时候的游戏，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初二的课堂。我看着屏幕里的热闹，明明没到场，却像也融进了那份欢喜里，心里又酸又暖，只怪自己没能赶上。
后来我们约好，过年回家一定要聚聚，可去年我因为工作没能回去，成了不小的遗憾。今年，我心里早早打定主意，一定要回去——不为别的，就为了赴这场迟到了十几年的友谊之约，也盼着能再见到那位班主任，听他再讲讲这些年的新鲜事。
前几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我先约了一个同学，又一起给另一个打电话，约着去吃饭、逛街，想把当年没来得及一起做的事都补回来。电话接通时，那头的声音还是像上学时一样清脆爽朗，性子一点没变。梦里的我们聊着笑着，仿佛那些丢失的时光，真的都找回来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惦记着初中的朋友和老师？或许是因为我的学历停在了初中，记忆也永远留在了最青春年少的日子里——那段日子里的风是暖的，冰棒是甜的，友谊是真的，老师带来的世界是新鲜的，连藏在羞涩里的缘分都刚刚好，怎么能不惦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