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的行为当然是超常规的反抗。他通常是不按照牌理出牌来解决问题。刺客，普遍的观念里，似乎并不值得褒奖。
然而，伟大如司马迁者，特地在《史记》留出篇幅，为刺客立传，这便是《刺客列传》，尊重史实的同时，难掩其对刺客的赞美。
刺客列传里，一共记载了五位著名的刺客，时间的跨度超过四百年。
漫长的四百年，为什么是这五位让司马迁留连？这五位刺客又留下怎样的故事？
刺客列传里的第一位是鲁人曹沫。曹沫刺齐桓公是公开场合的威胁，结果在管仲的劝说下，齐桓公将曹沫战败丢失的三城归还了鲁国。虽然场面一度失控，然而并不血腥，事情也得到圆满解决。
过了167年，吴地出了专诸。
专诸在公子光的安排下，从鱼腹中拿出藏匿的剑——大名鼎鼎的鱼肠剑就得名于此——完成了刺杀吴王僚的壮举。在戒备森严的宴席上，专诸可谓有勇有谋。补充一点，公子光就是后来即位的吴王阖闾。专诸虽然当场被杀，但结局还是比较满意，他的儿子被封为上卿。
在这次刺客行中，专诸介入的不过是场家族内部的斗争。
又过了70年，有了豫让。
豫让的事迹与其说悲壮不如说悲惨。仅仅因为智伯的赏识，豫让不惜两次刺杀赵襄子。
赵襄子也因为豫让而成为豁达、智慧的另一极。第一次刺杀未遂，赵襄子大度的释放了豫让。第二次，豫让自残身体——以漆涂身、吞碳变哑，埋伏在赵襄子路过的桥下。
豫让再次被捕。
临死前，他求得赵襄子的衣服，拔剑击其衣，然后，伏剑自杀。豫让行刺报恩的行为终于画上了句号，心愿已了——尽管只是形式上的。豫让留下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一下子就将自己的报恩行为上升到普世精神层面，几千年流传。
又过了40年，聂政来了。
聂政带来了一个残酷而血腥的故事。
聂政与刺杀对象韩相侠累并没有什么交集——可以说无冤无仇，只是为了严仲子的一次赠金未收的知遇之恩——其实，严仲子当初或许压根就是想找人报仇罢了，不过裹上了赞美的外衣罢了。
聂政一开始是拒绝，就在严仲子失望之时，在安葬了天年终老的母亲后，聂政用生命报答了严仲子的恩。行刺的过程，史记里记载的也极为简单——聂政“直入上阶”刺死了侠累。也许，侠累以为，自己左右是“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的重重保护，并没有想到会有人不顾一切仗剑刺杀——这等于是光天化日之下单枪匹马抢劫银行。
不仅如此，聂政完成刺杀后，还自毁其容——自皮面决眼、自屠其肠，对自己下手如此之狠，实在是太残酷。被曝尸待认的聂政被其相依为命的姊妹——聂荌认出，大义的聂荌以“妾其奈何畏身之殊终灭贤弟之大名”将聂政认出。
聂政毁容的谜底至此揭开了。原来，聂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连累到严仲子、连累到唯一的亲人。如果不是聂荌，聂政的名字也许会淹没在长长的历史洪流里。
时间又过了220多年，伟大刺客荆轲横空出世。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知名度太大了。那首飘荡在易水畔、从徵到羽音的歌至今仍在耳畔回响。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然而，那段易水畔的送别与其说是壮行不如说是一场不欢而散的催促。这场行刺的结果，众人皆知。或许当初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已经暗示了结局。
荆轲刺秦的故事似乎已经结束。
然而，结局出现了反复。
如果说燕太子丹曾与荆轲深入交谈过刺秦的意义——估计应该有这样步骤。高渐离在这首悲壮的刺秦旋律结束后，居然弹出了一个高高的复调。
在这篇并没有将其列入刺客目录的专辑中，他意外的闪光。
高渐离并没有受到燕太子丹的雇佣，甚至他的朋友荆轲未曾嘱托。高渐离的行刺与豫让击衣有些类似。灌了铅的筑，远远的掷向那曾经手刃荆轲的强大的秦王，最终，高渐离与他的乐器一起，烟消云散。
太史公曰里并没有加上这个重音符。
以曹沫略显平淡的开场，结束于似乎同样平淡的高渐离。
仔细分析，这些刺客的目的都是比较纯粹、或为义、或为感恩、或仅仅是为了一次赏识。这里没有利，甚至连是非也没有。以被人击节赞叹的荆轲刺秦王来说，也很难说荆轲是为了什么正义的事业。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这样一个章节来记载这样一个群体，我私下以为是他对自己受刑之身的没能实现的神往——那些为了一个“义”就潇洒得仗剑天涯的不惜牺牲的刺客是多么令人羡慕。
事实上，司马迁以另一种方式确实做到了。
《史记》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研读、一代又一代传承。那酣畅淋漓的文气充塞在朴实的文字中。刺客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义的精神，一种士的精神。
士为知己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