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子健先生（1919-1993）祖籍贵阳，长于上海，后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入读燕京大学。在其导师洪业先生的影响下，前往美国从事政治时事方面的研究。1950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并相继在美国多所高校任职。1959年，凭借一本名为《宋代中国的变法》的小书，一跃成为宋史界的领军人物，对宋代著名诗人、学者、官员欧阳修尤为关注，为此著有《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刘子健先生有关宋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论文和专著在宋史领域具有开风气的地位，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对他的“中国转向内在”观点多有讨论和阐发。这一观点包含了他的中国情怀，表现了他对连接古代中国、当代中国以及未来中国的殷切向往。中国美国两种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环境，加之个人的人生经历，深刻的影响了刘子健先生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其文章常常判断大胆，观点新颖，研究中也提出一些诸如“新传统时代”以及本文提到的“包容政治”等全新的概念。[ 参考百度百科及杜新庆：《美国中国学家刘子健研究》]总之，刘子健先生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宋史研究的先驱，是我们这些后辈学生尊敬与学习的前辈。
刘子健先生的《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一文主要从地理形势转移的角度阐述了当时南宋“背海立国”的合理性，从政治地理转移的角度阐述了“背海立国”与政治风气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南宋中兴，突出在背海立国的情况下，“包容政治”对长期稳定南宋政权的重要作用。
文章前言部分阐述了作者对于历史研究的理解，即历史研究应是“由旧生新，自强不息”；并分析了两类历史分析工作的优缺。
在地理形势的转移部分中，与学界以一姓王朝作单位将北宋作为一个朝代的习惯不同，作者从容易被忽视的地理军事与经济方面出发，来讨论南宋在政治上与北宋有很大不同，有其自己的特色。从经济角度看，由于北宋末经济重心南移，南宋退守到南方实际是拥有了最强的经济保障。从地理军事角度看，南宋实际上是以整个东南沿海做根本，从而控制整个长江北岸以南地区。背海立国使得南宋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以两浙、福建江东等地为基本地区，以淮河、襄阳等地区为辅助地区的局面。各个区域分工明确，作用不同，基本地区为南宋政权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辅助地区作为前卫地区抵御金兵。其中文中重要阐述了襄阳地区作为策应与淮河地区成掎角之势从侧面牵制北敌攻势，又西联陕西四川的外卫发挥连卫作用，以及它对南宋腹区的掩护作用。并举出蒙古从西向东攻打南宋的史实来证明辅助地区的性质。从政治转移的角度看，背海立国的南宋，政治领导多为江浙福建基本地区的人，太湖周围和绍兴一带成为了南宋官僚文化最高的地区。而该地区特殊的作风对塑造南宋温和软弱，内部明争暗斗的政治风气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三与第四部分中，作者通过分析南宋的政局、财政、军事、社会基础等多个方面，认为南宋中兴是得益于在政治上的兼收并蓄，重视理财而得到的充分税收财源，大多数士大夫的拥护，财政保障下的诏安政策及兵权收回计划，屈和于金的对外政策。从文学成就和抵御蒙古入侵的角度指出南宋非但真的积弱，反而其政治还表现出很强的黏着力，而这种黏着力源自南宋包容政治所创造的深厚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种包容政治使得南宋的半壁山河获得长期稳定。
这篇文章最大的一个亮点是抛弃了传统观念中对南宋积贫积弱的印象，从一个更为开阔宽容的视角来研究南宋历史。认识到南宋背海立国对于其之后的政治措施与政权长期稳定的深远影响。其次，作者勇于创新、判断大胆，在原有史学对经济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以地理军事与政治地理转移的角度来探讨“背海立国”的合理性，在论述过程中有很好的全局观念，分析独到。提出了“包容政治”的新概念，形象确切地体现了南宋独特的政治特点。但是文中的一些论述细节不太符合逻辑，比如，作者在论述江西等地看似是南宋腹地实则是辅助地区的时候说，当地茶业、陶业发达正好体现了当地土地不肥沃，粮食的生产有限。但是从我们惯常的逻辑来看，不太好从茶叶、陶业发达直接推出当地粮食生产有限。茶叶、陶业等手工业基本属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是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没有相当坚实的第一产业作为支撑，也很难发展出发达的第二产业。反推过来，一个地区拥有发达的第二产业也可以推测出它的第一产业比较发达，至少来说不会太落后。从这一点看，我觉得本文的史料使用可以更加多元化丰富一点，比如使用些数据资料来使细节地方更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