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岁的时候，房子成了我心里一个大大的结，像牛皮糖粘在心坎上，甩不掉也擦不净。
我出生的地方，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坳里。一栋普通的青砖黑瓦房，刚刚落成我便出生，家里兄弟四个，我排老小，所以我是兄弟中唯一出生在这栋砖瓦房里的。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周围都是清一色的瓦房，有的是红砖，有的是土墙，甚至隔壁邻居家的祖屋还是木板墙。我家的青砖黑瓦，在那时候，可是漂亮得紧。
五六岁那两年，村子里不知道吹来了一阵什么风，家家户户都出上几个劳动力，在田地间生生凿出一条道来。随后来了一群吃苦耐劳的四川人，在凿出的田地里面铺了水泥砂浆，一直延伸到山那边去了。
我一直渴望能顺着这条笔直的新路翻过山那边去看看，但对于陌生和未知的恐惧使我终究没能去成。
随着新路竣工通车，蓦然发现左邻右舍越来越没了往昔的热闹，小伙伴们也好久不见来玩。那一栋栋砖瓦房上神气的青瓦檐台，掉下几片碎瓦，也几月没有见人收拾。
从父母口中得知，很多邻居在新路边盖了新房子，平房，洋气得很。
隔天跟哥哥窜上新路去，竟突然不知到了什么地方。道旁整齐划一的新平房，没了旧瓦房的凌乱。洁白的瓷砖，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比我家那神气的青砖瓦房还要神气一百倍。
再见瓦房 那大气沉重的青黑色，再没了那稳重的安全感，倒是越发觉着灰败。
等左邻右舍搬得差不多了，旧时的砖瓦房一栋栋变成杂物间，终于听见父母在夜晚商量着准备也将新路旁的宅基地盖起平房。那一夜我梦见了新房子：平整的屋顶，洁白的瓷砖，光滑的墙壁，阳台的花草……
人生总有那么多的猝不及防，住进新房的梦想随着母亲的去世而被无限期延长。那年，我刚好八岁。
往后的记忆，充斥着奶奶对柴米油盐的精打细算，这个已84岁高龄、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老奶奶，不得不再次帮助她的小儿子挑起照顾四个儿子的重担。父亲不得不出远门，家里那点薄田，一年的收入只够交两个儿子的书学费。偶尔父亲会打电话到新街上，已搬到街上的小学同学，倒也很热心的跑到我家，通知我们去听电话。
每一次听父亲的电话，兄弟四个一个不落，从大到小一个个听，嘴里嗯嗯啊啊的应着，眼眶却一个个都湿透了。听电话不交钱，且四兄弟围在一台电话旁，老板就会有些不高兴，但轮到我听时，我还是怎么也舍不得挂断。
每一次父亲总会问，最近学习怎么样啦，有没有挨老师批评啦，有没有在学校惹祸啦，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习惯了报喜不报忧。雨季的时候，他还问屋子有没有漏水，冬天又要问顶上瓦缝里吹进来的冷风，用没用篷布挡好，哥哥一边哭一边回他：好得很，你就放心吧。
但跟我一起出生的砖瓦房，在没有父亲看管的这几年里，后山上采石放炮炸飞的小石子，已将屋顶的瓦片砸了不少的窟窿，夏天既进雨，冬天也来风。那神气的青瓦檐，早已没了往昔的神采。 村里危房改造的时候，我家的青砖瓦房，因为达不到危房的标准，终是错过了蜕变的机会。
兄弟四个虽不能修理屋顶，但房间内那坑坑洼洼连简单的用水泥砂浆抹平都没做到的墙壁，我们总会将每年攒下的旧报纸、废书本，用包谷面煮上半盆面糊糊，工工整整地贴在墙上。
每一次换新贴纸，都像一场仪式，看着那些墙壁上的坑坑洼洼被隐于纸后，兄弟几个像是真个住进了新房。尽管那些不怎么和善的蜘蛛总是在纸后的缝隙里爬来爬去，使得一些报纸早早脱胶，但这却是我们每年必然要举行的典礼。
随着年岁渐增，每年糊报纸的人从四个变成两个，大雨的夜半，帮我挪床的变成三哥，我也参与到一起在床底下堵老鼠洞的行动中，而不是在一旁加油了。
再过几年，父亲回来了，而我们兄弟四人也终于各自散落天涯。
奶奶去世的时候，兄弟四人终于聚齐，这个操劳一辈子的老奶奶，在97岁去世的时候，她这一手带大的四个孩子，都长成了铁骨铮铮的汉子。
奶奶的愿望是死在老家的草房子里，走过将近百年光景，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地方，那破败不堪的老宅，顶上的茅草已多年没有更换，但在她的心里，这便是她的家，无可替代。
我对新房子的念想不再那么执着。
往后的家庭会议里，哥哥们提过很多次要将老房子翻修，却总被父亲一票否决，他说：还修这干什么，你们有钱了在城里边买去，别浪费这精神。
我终于理解奶奶的老宅为什么在她去世的时候终还是老草房的样子，这个可爱的老人，生怕对儿孙造成一丁点的负担。
在我出发前往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城市去上大学的前一天，天还没有完全黑，我从外面回来，看见父亲蹲在屋檐底下，就着昏黄的白织灯光，挥着斧头劈木头的那一刻，我悄悄倒回去，在竹林里面嚎啕大哭。所幸左邻右舍搬了个一干二净，听不见竹林里面的哭声。
隔壁邻居家那栋木板墙壁的祖屋，不堪百年风雨摧残，已于去年倒塌个干干净净。周围的土墙和砖墙瓦房，那一个个尖尖的屋脊，将父亲围在里面，再也不愿走出来。
我终于翻过了一座又一座我儿时惧怕的大山，在千里之外跟父亲聊着电话，我没有再像从前那样听电话就要哭，我已经不敢再哭了。
父亲说：不要想家，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