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提一下东西吗？”我正用手捂着冻得生疼的耳朵，在火车西站排队办理接站手续，一声亲切的老家方言闯入耳际。回头一看，一位老太太在问我。
“好的，您去哪儿？”我在爽快答应并准备拿东西时，才发现地上放着一堆东西：
一条麻红纱巾两头系着两个麻袋般的大布包，像是挂在肩上的；一个拉杆箱一般大的长方大提包；一个比微波炉略大的大纸箱，桃红塑料绳十字交扎着。
我试了试，每个包都得使出拎五十斤大米的力气。真不知道一个看上去瘦瘦弱弱的老太太，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折腾到火车站的。
老太太吃力地把大纸箱从身份证查验窗口挪到安检机前，我快速过去提上安检同，让她先进。我回到窗口边，一手使劲提起大提包，一手连拖带提纱巾绑的两个大包，用膝盖帮忙，将三个包搬上另一侧的安检机上。急急地过了安检门，看老太太那边，她刚刚从安检机上拽下纸箱子，站到不远处。我再次提起三个包走近后，问老太太车次和准确时间：
我看不清字儿。
我拿过票一看，17：53，北京至新乡，第10候车室。我要接的车是17：55到站，第11候车室进站。我一看表——17：25。
扶梯上去，右边是第10候车室，左边是第11候车室。我正提着包快速向前走，忽听老太太用河南方言冲着不远处人群高喊，我赶紧放下东西回头看，没有任何人回头。车站人多，嘈杂声一片，我回头走到老太太身边，问她在喊谁？
“一起回去的！”
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个老式手机，大声说“刚才叫你咋听不见哩，我在刚上电梯的这儿哩”。
我心里想，等这位“一起回去的”来，有人照顾老太太，我就可以去11候车室准备接站了。我正在心里计划时，突然一个大嗓门妇女挤在老太太面前大吼：
“谁让你带这么多东西了？说了不让带，不让带，你还带了这么多东西。”
我一楞，还没回过神，大嗓门已经一边吼一边跨过三个大包，径进第10候车室去了。再看老太太，虽然被“一起回去的”大吼，但未见有愤怒，甚至连表情变化都没有，只歉疚地小声对我说：
你是活雷锋，你再帮我提进去好吗？
我虽然一团疑问，并对这位“一起回去的”愤慨不已，但心里知道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提包，进候车室，竟然迎头碰到“一起回去的”，旁边还站一位十几岁的男孩子。我正要交待“我无法进站，请她帮老太太提包”，大嗓门却嘟嚷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离开了。
不能再等，不能再细问，必须先把老太太送过验票闸机，进站后只能辛苦老太太自己了。提着东西快步到闸机旁，让老太太先通过闸机，我拿着包正想如何递进去，闸机旁站岗武警说“拿着票和身份证，门口去办送站手续”。
与其花时间解释，还不如我快速去办个手续，把老太太送上车算了吧。
放下包，要过老太太的身份证和车票，快速挤过人群，跑出候车室，右转到服务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办手续很顺利。急速返回到闸机旁，提包进站，将车票、身份证交给老太太收好，提包，下电梯，再次看票，5车厢，很远。只告诉老太太5车厢的方向，不管她放心不放心，我峁足了劲，抓着三个包，往前快走。上车，三个大包直接放到大行李架上。出车厢再回看老太太，还很远，跑回去把她提着纸箱子抱上，使劲再跑回车箱放好。我喘着粗气再出车厢看，老太太走路很慢，腿有点拐。等她走到，上了5车厢，她抓住我的手说：
“真是碰到好人了，我给你给点钱。”
“不要。”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给你买包烟。”
“不抽。”我揉了揉手上勒出的印子，一边用手示意一边说。
“我就问您一句话：刚才那位‘跟你一起回去的’，是什么人啦？”
“那是我儿媳妇，我们到北京给孙子看病！”老太太弱弱地回答。
（事发于腊月二十三，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