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妈给我办了新华书店的借书证。借回来的书我们俩换着读，那时候借过一本高尔基的《童年》，我很不喜欢，我妈却觉得写的好看极了。高尔基的童年在我看来，仿佛是在他整个记忆里都罩着灰蒙蒙的雾，阴森森，悲惨惨，有打女人的男人，有垂垂老矣的外婆。一切都死气沉沉，是死气沉沉的童年。
而我的童年，却是快乐无比的。无忧无虑是我那美好时光里的关键词。
小时候，幼儿园学校放暑假寒假的时候，我就会被送到乡下的爷爷家。那时候的乡下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到处是成片的田野，田野里种满了小麦、玉米、花生、红薯等各种高高低低的作物……地里有弹来弹去的蚱蜢。走路的时候，常常有突然弹起来的绿色的、土黄的小虫，急急忙忙地振翅飞走。
而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在记忆里四季常在。
春
爷爷家有间鸡舍，里面养着一只公鸡和一群母鸡。
每天早晚，家里会给鸡群们集中各喂一次大锅饭。家禽开饭前“咕咕咕咕”得叫几声，公鸡母鸡小鸡立马聚拢过来。一般早上是撒小麦。晚上四五点钟是用麸子伴切碎的蔬菜，然后用水拌匀。在早晚饭中间是自由活动时间，打开大门，公鸡就领着其大小妃嫔和子孙们出门找些野味或者别的什么吃。因为禽类是直肠，边吃边拉，它们嘴巴是不能停的，一停就饿了。晚上四五点的时候，公鸡就又带着母鸡们回家来，吃完晚饭它们就会自觉地钻进鸡窝里过夜。它们是认家门的，从哪里出去就知道从哪里回来。
撒谷子这事我特别热衷，当你抓满一把谷子，众家禽就自动凑过来眼巴巴得看着你。你手一扬，麦粒落地，所有的鸡就开始迅速地低头啄食起来，整个院子里就尽是“逼格逼格”的啄食声。我总是望着众鸡的脖子出神，它们的脖子太灵活了，就像小时候玩过得那种彩虹弹簧自由伸缩，准确无误地啄食地上的每一粒稻谷。它们吃的也快，一会一地的麦粒一颗也看不见了。
母鸡都有个习惯，每次下完蛋就开始“咯咯哒，咯咯哒”地叫唤，跟炫耀似的。母鸡一叫，爷爷奶奶或者我就会赶忙去鸡舍的鸡窝里转，一般都能在稻草堆起来的鸡窝里找到一枚还带着余温的鸡蛋。这种事我向来都是抢着干的。寻找鸡蛋总让我有种探宝的成就感，因为鸡舍里茅草这一堆那一堆，你不知道这母鸡把蛋下在了什么地方，但是它叫起来了，你就知道，它一定是在某个地方下了蛋。
而且真的有种母鸡是像“丢蛋鸡”这名号一样会丢蛋。尤其是秋收过后，门外地上一堆一堆的全是满秸秆。人们常常能从某个麦秸秆堆里发现一只没人认领的鸡蛋。我就在爷爷家门口不远的草推理捡到过一个回来。
爷爷家的鸡大多都是会自己跑到鸡舍下蛋，所以小时候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有鸡会把蛋下在家门外面。直到后来我才想明白——就像一个女性突然要生产了，若是医院去的晚了，可能半路孩子就生出来了。白天被放出门外觅食的母鸡大概也有忍不住的情况，只能就地解决，但是母鸡也不会讲人话，没法跑回家告诉主人：我在外面的哪个草垛下了个蛋。
一般情况下爷爷都会把母鸡下的蛋收起来，放在一只黑色的陶瓷罐子里。但是当春天来临，天气一天热似一天的时候，爷爷会从这陶罐里取出好几个蛋，添在下完蛋开始孵蛋的母鸡肚子下面。这时候那下过蛋的母鸡也不离开，除了集体开饭时间吃点东西，剩下时间都老老实实地趴在那一窝鸡蛋上。等到几个星期之后，某天清晨就开始有小鸡清脆又热闹的叫声。那只孵蛋孵得心力憔悴的母鸡这时候屁股后面就会跟着一群黄澄澄的毛茸茸的小鸡崽子。
夏
夏天来临的时候，知了开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从地里钻出来，悄悄爬上树干开始脱壳。
爷爷家的侧面有许多的柿子树，那一阵子树下的地面就会有许多蝉的幼虫钻出来留下的洞，树干上也总能看到马知了蜕壳后留下的棕色的透明的壳子。接着，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蝉鸣就渐渐从稀稀拉拉得变成了群声合唱。
有一次爷爷家里来了客人，我被爷爷从门外喊了回家，说是有好东西给我吃。没想到等到我的是惊吓：一盘炸好的马知了。蜷缩着六只脚的虫子黑黢黢油亮亮得在阳光下反着光。我一声不满哼出长音——“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吓得掉头就跑。爷爷追着喊，你尝尝，可好吃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越发要冲出门去。最后那些好不容易得来的炸知了全进了谁的肚子，我也忘了。
刚入夏的时候，爷爷午休后会在老家门口摆一把椅子坐在上面晒太阳。旁边的石墩子上放着爷爷的搪瓷茶缸，里面盛满了热腾腾的茶水。而我手里舞着一根不知道从哪捡来的棍子，一会在地上写字，一会学孙悟空甩来甩去。这时候奶奶会斥责我，别打住你爷爷！爷爷在一边帮腔说，别管她，让她耍吧。而我在心里偷偷地不屑，心想我才没那么不小心。一会我又丢了棍子骑在爷爷腿上，把爷爷的嘴巴捏起来挤出各种形状。或者把爷爷的帽子取下来，戴上，再取下来再戴上，把帽子放在在自己手上兜一会给自己戴上。看似调皮，又像宣布主权——爷爷是我的。
爷爷是离休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村里的人见爷爷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八爷”。姑姑爸爸们也仿佛对爷爷有一层怕在里面。可是幼年的我在爷爷面前永远是放肆和自在的。
天再热一点的时候，家鸡也不在鸡舍睡了。爷爷家的院子中央有一颗杏树，长得高大。四方的屋子顶头一间一室一厅的上房坐北朝南，面向上房的左手边是鸡舍，右手边是紧挨着的两间卧室称为下房。两间卧室是平房，平房侧面有楼梯，可以从楼梯上到平房的房顶上去。
爷爷家的杏树的枝杈就将将伸到了平房顶上。天热的时候，公鸡就会带着亲眷们从楼梯上跑到平房上去，再从平房上飞到杏树上，一只只挨个上到杏树上找好自己的位置睡觉。天越来越昏暗的时候我抬头望树上一团团睡着的鸡，感觉就像云朵歇在了树桠上。
夏天最美妙的地方是天最热的时候可以睡在门外的大地上。爷爷家门口有一片场（平地）。到了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就把那片场清扫出一块铺上席子褥子，睡在地上。爷爷家后面住着的邻居家有个小哥哥很喜欢领着我玩，叫强。我那时候还很小，又看起来有点腼腆白净大概也招人喜欢。就在那样的暑天的夜晚，小哥哥带着我捉萤火虫，教我玩掰手指，在大家入睡前，我就只管笑闹。
睡觉的时候，躺在地上望着天空，天上的星星是那样的密集和璀璨，簇拥着明亮的巨大月盘。月亮也默默地，不动声色地缓缓升起来。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惊叹，老家的月亮竟那样大，那样圆。我因为这番体验后来爱上了“静谧”这个词，因为没有比这两个字更能形容那样的环境了。躺在褥子上的我，觉得自己的睡得床仿佛无限的大，一直延伸到看不到边界的地方，不远处的树丛中轻轻的虫鸣就像安抚心灵的交响乐。
地为床，天为被，就是这样的感觉。这体验令我永生怀念。
秋
我最喜欢爷爷家的秋天。
从市区的车坐到终点站后离爷爷家还有很远。去往爷爷家还得走长长的土路，山路，之后才能到达地图的终点。走山路的时候，两边的小山坡上会歪歪斜斜的横出很多野酸枣树。它们像灌木丛那样小，却又郁郁葱葱，点缀着山坡单调的土黄色。枣树叶子里藏着小指头般大小圆圆的小枣子。熟透的野酸枣是深红色的，不熟的是和叶子一样的青绿色。也有的半红半绿的像颗微缩版的小地球，红色的部分就像分布在地球上的各大洲。我们在前往爷爷家的沿途，边走边挑那些红透了或者快红透了的枣子吃，吃完的核丢在路边土地上，它们中有些就会在来年的秋天里长成新的野酸枣树开花结果。
这小酸枣皮薄核大，熟过了的枣子往往只有薄薄的一层皮子，只能尝出个酸甜味道。不太熟的小枣子就只有淡淡的酸味。刚熟的枣子最好吃，酸甜可口，但是要碰运气才吃的到。摘枣子的时候还要小心不能被枝丫上的小刺给刺到，这酸枣树的脾气是和玫瑰花一样暴躁的。往往路过的行人都会沿途摘路边的野酸枣子吃，所以容易够着的地方都是些青色的小个头枣子，好吃的枣子就挂在人人够不着的地方迎着阳光得意地笑。
快到爷爷家的最后一个坡边有一块阔地，老家称之为场，那里种着一棵货真价实的大枣树，抬头看不见太阳看见的全是绿油油的叶子和红的绿的枣子。这枣树是有主人的，他们会在枣树上的枣子熟的差不多的时候拿根长竹竿把树上的枣子打下来。我总是很眼馋这货真价实的新鲜大枣，常盼望着能到树下捡些熟透了自己掉在地上的来吃，可惜那些掉在地上的一般都已经不是三两天了，多少都有些腐烂，吸引来了大量的蚂蚁成群结队地往家抬，屯他们的冬粮。
爷爷家里的杏树这时候也挂了果，印象里老家杏树结的果子极甜，还有点沙沙面面的。那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好的杏子了，熟透了才采摘下来的（外面卖的多是没熟透放熟的）。记忆里还有爷爷教我的口诀：桃保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也许是为了告诫我，再甜的杏子也不可多吃。
秋天的田野也是很漂亮的。小麦是清一色的金黄，成片成片的。玉米结了饱满的玉米穗，一个个像是被包在襁褓里的孩子，一群抱孩子的玉米杆子一片一片挤挤挨挨，风一吹过，他们磨肩并踵地唰啦啦响，这景象让我很小就拥有了某种悠然的体验。后来我知道了个词汇叫一亩方田，我就觉得这样的名词真好听啊，原来这样成块的方形田地金灿灿绿油油的就叫一亩方田。在我心里其实把一亩方田当做了一亩芳甜，这才是我最真切的体验。
秋收过后，奶奶会带我去拾麦穗。收割完了小麦的农田里会掉落很多的麦穗，捡回来可以当家禽的口粮。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活动，我那时觉得田野实在是大方，总有这样那样的好东西。
我曾有一年养过两只小鸭子，后来鸭子和我一起被送到爷爷家。为了让鸭子改善伙食，我就让奶奶带我去捉蚂蚱。我带着个玻璃瓶子，把路边能逮到的蚂蚱都放进瓶子里，集满一瓶就回去喂我的小鸭子。玻璃瓶口很大，起初我担心我开了盖蚂蚱就跑完了，没想到鸭子的嘴比蚂蚱还快，冲出来一只，鸭子就消灭一个，一小会一瓶蚂蚱就全进了鸭子的肚子。鸭子边吃边兴奋地发出细碎又欢快叫声，我想，那大概是我的小鸭子最幸福的一天了吧。
冬
爷爷家的冬天，主旋律是过年。
漫长的是年前的准备工作，这时候父亲会在年前提前回老家，准备过年的各种材料伙食。父亲在爷爷家的鸡舍后面贴墙的小灶里添上柴火，摆上成年人抱一满怀那样大的锅。添上水或者添上油，或煮或炸，成日的忙活。
煮好的礼肉（五花肉）晾在下房里，一条一条。肥肉则切了方块丢在油锅里炸，最后大块的肥肉在热油的翻滚里缩成金黄色的一小块，再用网子把炸好的肥肉捞出来。肥肉缩小了，锅里的油却变得更多了。父亲这时候会招呼我去吃炸剩的肥肉渣。又香又脆又不腻，咔哧咔哧，好吃好吃。炸好的猪油随着冷却变成了白色的固体，留着以后做饭用。炒菜的时候就用铲子剜一块猪油磕在锅里，烹炒的菜肴就会散发出肉香味。
忙碌的准备结束，就是过年。
大年初一的早晨被门口的炮声炸醒。是爷爷在家门口放炮。接着客人来之前会在上房到两个下屋里都摆好桌子，条凳，酒水，碗筷。小时候的我对过年没别的概念，只知道这时候会来很多的人，还能收压岁钱。来的客人们看到我立马满脸笑意地塞钱给我。小时候不怎么会花钱，但是也会看着腰包一点点鼓起来而开心。虽然不知道钱能给我带来多少好处，却已经知道多多益善。
等客人来齐了就从上房到两个下屋上桌坐定开始吃吃喝喝，男的和男的一桌，女人和孩子一桌。我们这些小辈吃饱了就跑出去疯玩。站在门外的大场上互相询问对方领到了多少压岁钱，比一比看谁的更多。或者小男孩们挂着鼻涕捏着手里的摔炮噼里啪啦得乱丢。黄昏的时候，来客开始陆陆续续地告辞。余下满地的糖纸瓜子皮，骨头鱼刺。清理完三间屋子，晚饭就是中午的各色没吃完的肉、菜的混合。这一天结束了。还有明天，后天，一直到初七，这日子才可能不再重复。
有时候年前的冬天会下大雪。整个村子都在雪中沉默。雪片落地时会发出轻轻的沙沙声。等雪停了的时候，父亲会拎一把大铁锨出门铲雪。他把过路的雪都铲起来堆在墙边，把废纸团成两团塞在雪堆上，跟我说，你看我堆的雪人。我撇着嘴说雪人才不是这样的。学校里面教的雪人是白净的团子，哪像这样黑的黄的白的乱七八糟的颜色都掺在一块。而且雪人还有个萝卜鼻子呢。
后来
春夏秋冬年年更替着，渐渐地我就长大了。我在合适的年龄里上小学，上初中……在日复一日中长大，爷爷在日复一日中衰老。初中的时候，爷爷去世了。葬礼是在老家。那也是我们最后在老家呆的最后最久的一次。从此奶奶被接到了城里，我们也很少回去了。
前几年清明的时候回老家，整个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杏树也病死了，砍掉后剩了一截烂木桩。沿途的田野里没了粮食作物，被种上了各种观赏性的桃树，常青树灌木。土地基本上都承包出去了，没人种庄稼了。老家的年轻人多去北上广甚至跨国务工，多年不回来，只有那些走不动的老人们在门口慢腾腾地晒太阳，而动不了的就躺在屋子里等待生命的尽头。
老家就这么荒了。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一切都回不去了。记忆里的所有画面都被时间和经济建设一点一点的改成面目全非的样子。就像我们家里楼下因为建地铁而被截肢甚至移走的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巨大的法国梧桐树。
我的童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记忆里的人也一个个渐渐走远，到后来，连令人留恋的风景也都随风消逝了。那时的风雨，那时的无邪，那时的无忧无虑也都不见了。
徒留这清凉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