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年，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做梦又梦到你了。时间过得好快，一晃我们已经分开有七年多了。这七年多来，我经常在午夜梦回时想起你，想起跟你在一起的那四年，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我跟着你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演过活报剧，参加过互助社，吵过架，甚至蹲过监狱。每一件事都轰轰烈烈、意义重大，我一点都不害怕，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直到那天在上海，我跟你说再见，我哭着离开，我看你的眼角好像也有泪水，你也许也不舍得分别吧。但我知道你始终不属于我，你属于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你属于这个国家。所以我注定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我唯一能做的，是多资助一些穷学生，让他们能学习到更多陈伯伯和守常先生等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知识，让更多的青年人像你们一样站出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你也才能少忧虑一点。延年，你在前方加油，我会在上海一直祝福你支持你的。”
柳眉放下笔，像以往一样，把信装进信封里，再放入一个小箱子里，锁好。那里面有她和延年分开后写的每一封信，但没有一封寄出去过。刚开始那段时间，她几乎每天都要写上一封，来寻找心里的寄托。
柳眉走出家门，走上街头，想买一份最新的报纸。自从和延年分别后，她每天都要通过报纸来关注当天的时事，一是关注国家的重要事情，看看自己能不能帮助到什么，二是想借着报纸看能否捕捉到延年等人的身影，虽然一次都没有看见过。
听别人说，延年这两年好像从法国留学回来了，他现在是共产党的一名干部，回国后一直在广东工作，也不知道他工作顺不顺利。
“卖报卖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卖报卖报！”远处出来的报童声音里，柳眉依稀听到了“陈延年”三个字，她心下一喜，连忙朝报童方向走去，“卖报卖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昨日被执行死刑！”待走到跟前时，她听到了报童口里清晰的声音，瞬时整个人没有了力气。她连忙拿过来一份报纸，上面标题赫然写着“陈独秀之子陈延年昨日在上海被执行死刑”的大字。柳眉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耳边开始嗡嗡地响，再也听不见周遭的鼎沸人声，眼泪汹涌而出，脑海里全是和陈延年一起在北京的往事。她在那儿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天黑才反应过来，连忙回家让伙计帮忙打听一下陈延年的情况。她打听到了陈延年被处死的地方，但听别人说国民党当局因为陈延年的身份，一直不允许家属来替他收尸，毕竟他是陈伯伯的儿子。
她只能每天晚上来到刑场附近，一墙之隔陪着陈延年，她怕他一个人走得太孤单，虽然她自己心里清楚延年一直是背黑暗而向光明的，他在革命的路途上应该从来不会觉得孤独。
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不再来这里了，她会每天去黄浦江畔驻足凝望很久，因为延年的尸体被国民党当局扔到了黄浦江。她每天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会哭。她的眼泪在看到报纸那天已经流干了，她只是每天脑海中都会去浮现她和延年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从上海的弄堂到北京的胡同。延年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总是在努力谋求救国救民之路。她和乔年就跟在他身后，时间久了，她也逐渐从闺阁中的小女子变成了爱国进步青年。她那段时间觉得如果能一直待在他身边，维持这种超越爱情的互助合作关系，也挺好的。但是她的父亲不允许，她父亲就她一个女儿，需要她来继承家业，她没有办法只为自己考虑不去管家里，所以她不得不跟他说再见。只是后来，她按照父母的安排见了很多优秀的男生，他们都是商业世家的公子，和她家门当户对，个顶个的优秀，但她却没有办法动心过。她知道陈延年因为心怀国家，所以没办法再去想男女恋爱的事情，而她也因为心里眼里都是他，再也容纳不下其他人。那段时间，她好像终于彻底地理解了陈延年。
她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学习打理家里的生意上，才短短几年的时间，她就已经成为了上海小有名气的女性企业家。父母惊讶于她的天赋，却又担心她的人生大事，但她每次都找个理由给搪塞过去了。也许是因为她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如果中国早点强大起来，如果国家很快成为了他理想中的那个样子，那她是不是还有机会跟他结婚。在打理生意的间隙，她会抽出大量的财力、物力去资助那些没钱读书的爱国青年，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延年在这条道路上多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那一天，她在黄浦江畔站了许久后，转身对一旁的伙计说道：“帮我跟父亲说一声，我要出国读书”。她终于决定遵循父亲的意愿，出国留学，只不过她决定先去法国看一眼，看一看延年留学的地方。
……
1949年10月1日，柳眉伫立在黄埔江边，看着周围人来人往、欢声笑语地庆祝新中国成立，她也跟着笑，她仿佛看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少年，此刻正笑意盈盈地站在黄浦江畔，眼睛温和地看着来往欢呼的人群，看着他所期盼的这个世界终于成为现实。她已是年至半百，要染发才能盖得住头上的银丝，可延年在她心里却一直是那样意气风发地少年模样。还有乔年，曾经每天都笑着喊她姐姐的那个小孩，也在延年死后的第二年被杀害，和延年一样最终长眠于黄浦江，她笑着笑着，眼眶却渐渐红了起来。
许久后，站在身旁的丈夫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柳眉，我们得回去了，孩子们马上就要回来了。”“好的，我们现在就回去”她的思绪被打断，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她的孩子们从国外归来的日子。
1927年年末，她决定出国留学，后来在留学期间，认识了她现在的先生，一个同样热衷于报效国家的有志之士。他们一同在留学时思考救国救民之道，并在回国后，经营家族企业的同时，暗地资助了国内多次救国救民斗争和活动。她和先生一直停留在上海，哪怕是在孤岛时期也不曾离开，但她的孩子，她还是想办法把他们送到了国外，到战争结束，她马上通知孩子们回到了国内。
远处有人放起了烟花，她挽着丈夫的手向前走去，向着延年心中那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新中国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