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0天《梁惠王上 凡七章》1.7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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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字词注释
[1] 惛：头脑混乱。
[2] 罔：诬罔，陷害。
[3] 轻：容易。
[4] 赡：满足。
[5] 奚暇：哪有空闲。
译文参考
宣王说：“我头脑混乱，做不到这样了。希望您能辅佐我，明确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愿意尝试一下。”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能够做到。像百姓，没有一定的产业，因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惩罚，这是陷害百姓。哪里有仁爱的人做了国君却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必然使他们上足以侍奉父母，下足以养活妻儿，丰年吃得饱，荒年不至于死亡。然后引导他们向善，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现在规定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侍奉父母，下不足以养活妻儿，丰年吃不饱，荒年会饿死。恐怕救死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去学习礼仪呢？大王要实行仁政，何不返回到根本上呢？在五亩宅田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穿上丝袄了。鸡狗猪等家畜，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期，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余亩的田地，不要妨碍它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饱了。用心办好学校教育，反复地强调孝顺长辈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肩背、头顶地走在路上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穿丝吃肉，老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还不能称王于天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核心内容解读
齐宣王比前面的梁惠王和梁襄王境界肯定是要高一点，最起码他愿意以非常谦卑的态度请教。“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这时，孟子有机会阐述了自己构建的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这位儒家亚圣将深邃的政治哲学转化为具体的民生蓝图，其思想体系不仅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更蕴含着务实的社会改造方案。
他首先以“恒产恒心”之论揭开治国序幕，创造性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道德建设的深层关联。孟子强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认为，士人虽可超越物质束缚坚守道义，能够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但不宜以此要求百姓，“无恒产则无恒心”才是普遍规律。告子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其实，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生理跟安全层面的需求。
当民众陷入“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死亡”的困境时，礼义教化便如同无根之木。这种认知使孟子将“制民之产”置于治国首位：五亩桑宅解决纺织之需，庭院养殖保障肉食供应，百亩耕地维系粮食安全。这些具体措施构成古代农耕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旨在实现“仰事俯畜”的家庭功能，建立“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文明标尺。物质根基是仁政的起点。
在筑牢经济根基后，孟子转向教育领域。“谨庠序之教”的提出，实质是构建古代公共教育体系的先声。他主张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孝悌伦理，让“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成为社会常态。这种教育观具有双重维度：既培养个体的道德自觉，又塑造尊老爱幼的集体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始终将教化置于物质保障之后，清醒认识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的现实逻辑，这种务实态度使其思想区别于空谈道德的理想主义者。
而且，面对当时“今制民之产”导致的生存危机，孟子发出“是罔民也”的严厉批判。他揭露统治者要求饥寒交迫的百姓遵守礼义，如同责备饿殍讲究餐桌礼仪般荒谬。这种批判直指统治合法性的核心——政权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民生。由此提出的“反其本矣”改革主张，实质是要求政治权力回归“保民”的本质属性。在孟子设计的改革蓝图中，经济制度重建与伦理秩序重塑如车之两轮，既要通过土地政策让八口之家“无饥”，又需借教育使孝悌之义深入人心。
最终，孟子将治国理政的智慧凝结为“保民而王”的政治哲学。孟子的“王道”政治有双重维度，在他看来，“黎民不饥不寒”是最低纲领，体现着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老者衣帛食肉”则是高阶目标，彰显着文明社会的温度。这种思想打破了西周以来“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民生保障与道德提升的双重基础之上。当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形成良性互动，百姓“从之也轻”的治理认同便会自然生成，最终达成“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政治境界。
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孟子的智慧依然焕发着思想光芒。从汉代“常平仓”到唐代均田制，历代仁政实践都可见其思想烙印；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制度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协同推进，亦暗合“恒产—教化”的治理逻辑。孟子启示我们：真正的文明进步，永远建立在夯实物质根基与提升精神境界的平衡之上。这种古老而常新的政治智慧，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个时代的治理者。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生平之授徒（节选）（下）
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特点以及人文思潮的普遍高涨，孟子对人的问题特别关注，对人性一类的问题有特殊兴趣和研究，因此，孟子并不主张学生获得各种具体的知识，而是强调学生要培养自己的人格，实现人生的价值，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人生问题。孟子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主义教育。
由其教育思想所决定，孟子的教育方法也是以启发式教育为主。“引而不发，跃如也。”就很生动地体现了孟子的启发式教育的方法。就像射箭，引满了弓，却并不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有能力的人便跟着来。孟子在同弟子谈话时，常常不明确说出答案，而是一步一步地追问，让学生自己提出答案，就是这种方法的应用。
但是，启发式教育并不意味着放弃标准和原则，更不是任意迁就。正好相反，孟子是很坚持原则的。正如“大匠”（即技术高明的匠人）不为拙劣的工匠改变规矩，羿（即传说中的神射手）不为拙劣的射手改变靶子一样，教育也是有严格标准的。这一点在孟子回答学生提问时表现得很清楚，为了坚持原则，孟子常常批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孟子又很重视灵活性，并不是一味地教条式地宣讲一些原则。这既是孟子的思想方法，也是孟子的教育方法。其中，经与权的关系问题就是孟子很强调的一个问题，并且通过各种问题的探讨，要求学生将二者结合起来，在特殊情况下则要以权行之。比如，按照“礼”的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即男女之间不能有身体接触，但是，当兄嫂溺于水中时，弟弟可以“授之以手”，即用手将兄嫂救上来。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符合“礼”的精神的，因为“礼”从根本上就是对别人的恭敬和尊重，是建立在关心他人的基础之上的，在遇到紧急或特殊情况时，就不能按照常规行事，而要用特殊的方式去处理。通过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可以说明一个道理，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不能死死地守住“礼”的“原则”去行事，而要有变通的办法。这就是孟子教育学生的方式，也是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对待各种问题的方式。
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但孟子有多少弟子，由于数据缺乏，不得而知。《孟子》中出现过的，至少有十几人，其中，乐正子、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陈臻、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孟仲子、徐辟、充虞、咸丘蒙等人是比较著名的。尤其是乐正子，鲁平公曾想请他治理国政，孟子称其为“好善”，应是孟子弟子中的佼佼者。公孙丑、万章在孟子晚年时帮助他完成《孟子》一书，也是很重要的。
（完）
参考资料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甘霖，中华书局，2022年7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