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6年：怎样实现个体的繁荣？
沈括与《梦溪笔谈》，记载万物，其知识态度称为“博物君子”，即博通万物，才是一个中国式的君子
对万物保有最原始的好奇心，不被功利裹挟，不断丰富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多一个认知模型，就多一个解释世界的视角，政治视角、历史视角、经济视角、社会视角、文化视角、心理视角……让生命自然而然地涌现，形成个体繁荣，集体智慧。
公元1097年：张惇为什么要迫害苏轼？
新旧党派的博弈，在重新掌权后不断加码对异党的打击排挤
张惇和苏轼虽然政治立场不一样，但是很要好的朋友，如何解释其在相位时期将苏轼贬官至海南？
一种解释是张惇单一目标的处事风格，要树立其在位时的政治打击的决心，拿好朋友开刀，是权术策略一种
“单一目标”的思维模式更容易走极端，只看得到一种解决方案
要做一个多向度的人，人生是旷野，人的目标也应该更多元，有工作，也要有生活；有诗情画意，也要有柴米油盐。只有这样，遇到绝境的抗打击能力才更强，韧性和张力也更大
公元1098年：假玉玺怎么有真魔力？
宋哲宗，在民间获得一枚传国玉玺，组织授宝仪式，核心目的还是为了解释巩固政权合法性来源
外延出来可探讨的点是共同知识的形成，也就是一群人建立共识的过程
要有概念，要有权威认定，要有现场仪式确认每个人都已达成共识
无关真假，但需要一个可以自圆其说、达成共同认知的过程，包括身份认同也是，龙的传人，龙图腾的价值意义所在
公元1099年：西夏为什么不怕经济制裁？
宋与西夏的关系，多年处于被动地位，宋企图通过中断贸易往来制裁西夏，但仍未奏效
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差异，游牧文明如西夏在中断贸易的前提下，失去和平方式，更倾向于采用进一步的战争手段攫取更多利益，所以经济制裁不管用
永远不要低估人的创造性，明面上没有选择，暗地里可能浪潮涌动，有另一种解决方案，带来更大的治理成本
如美国的禁酒令导致地下酒庄盛行，导致黑帮势力壮大，导致政府寻租，导致更大的治理成本，陷入恶性循环，一个点触发另一个点，很多时候可能并不会朝着预期监管的路径走，反倒引起更大的问题
不要轻易提解决方案，有可能按下葫芦又起瓢。
公元1100年：张惇为什么没拦住宋徽宗？
亡国之君宋徽宗
宋哲宗25岁突然病逝，来自高太后与当朝宰相的政治博弈
最核心的是哪一方阵营最快争取到更多人的共识
张惇主张立哲宗的亲弟弟，但因个人高傲强势的性格使然，未能考虑相关方如高太后的利益底线
高太后的小心思：后宫权力不能式微，母以子贵，不能让哲宗生母的2个儿子都当皇帝
公元1101年：送别东坡先生
苏东坡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人”
五福俱全，“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
生命经验富足，活出了各种可能性，每次被贬都能重启人生找到新的人生况味，旷达豪迈，身心平和，目之所及皆是好，一生圆满，随时都在修补人间的缘分
苏东坡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引领的力量
公元1102年：为什么中间道路很难走？
宋徽宗上台执政想结束新旧党派长达30多年的党争，走中间路线，但年号“建中靖国”用了一年就改为“崇宁”倒向了神宗时期的新党路线
因为中间道路太难走了，不管是变法派的新党还是保守派的旧党都有沉淀的工具和解决方案，拿来即用，而开创中间道路需要处处平衡利弊得失，执政成本更高
而之所以选择新党是因为徽宗在位要建功立业就必须有财政保障来源，而新党有很多搞钱的工具，对于徽宗来讲就是最小阻力的社会路径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坚持何种价值观、理念，而是你置身的周遭环境会使你自然的滑向最小阻力的解决方案中
坚持中庸之道，不是简单地执中，而是需要谋求精准稳健的平衡，好比赛车手在速度和安全两者之间达到最优的状态
公元1103年：奸臣蔡京为何大搞国家福利？
宋徽宗启用蔡京做宰相，蔡京悖论
国家目标的匮乏
蔡京提出的国家福利方案虽然没有财力支撑的可持续性，但至少了一个新的问题，新的政治议题，一个新的国家目标选择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个体有更多可能性选择机会
对应个体生命的丰盛程度，也需要多元化的个人目标予以支撑，包括生活、事业、家庭、爱情、亲情、身心灵康健，所有心力的注入与付出都是充盈个体生命状态的支点
公元1104年：关羽是如何变成关老爷的？
符合民间大众朴素的道德直觉，对悲情英雄的同情；符合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历史叙事；
忠义英雄的集合体，且在道德序列上，把义放在忠的前面
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符号，把历史人物，持续转化为伦理符号，用以形成共识，协调关系，建构秩序
人类是需要想象力、需要共识、需要文化传承的高级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