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31
寒假回家过年，回到家的第一个清晨，被一阵震彻魂魄的鞭炮声轰醒，还以为家乡以这样隆重的仪式来欢迎我回家，后来才知道是附近的老人走了，心里默默有些惭愧。前一天答应了老妈送早点去罐头厂，也是去给她帮帮忙，在年底收工的最后几天多赚一点，于是带着几份包子，来到了厂里。
虽说呼作罐头厂，不过是某家人后院的平房，房外密密麻麻摆着些灰白的塑料箱，里面是刚运过来的柑橘。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分清楚我们当地人所说的柑子、橘子和橙子，姑且叫箱子里的那些柑子吧。我走进门，在一群人中发现了我妈，送上了她和其她几个阿姨的早点。
屋里挺简陋的，中间一堆正在燃烧的木头，都说不上是柴火，因为烧着的像是捡来的松树的树干。木头燃烧产生的浓烟徐徐上升，在屋顶聚集出一层白茫茫的烟雾层，有些云烟氤氲的感觉，灯光透过烟雾，有些扑朔迷离。木灰也随着烟气升起来吹散在空中，落到工友阿姨们的头发上，屋顶水汽液化出的水珠，不时低落到衣服上，留下暗白的水渍。虽说叫做阿姨，但在场的大多是奶奶辈儿的人了，我妈的同龄人，大多已经做了奶奶，偶尔还有几个小朋友跑来跑去，或是依偎在他们的奶奶身边。数了一下，一共十个人，九女一男，围坐在火堆周围，每个人都在厚重的棉袄外套了一件罩衣，颜色各异，但看起来都有些臃肿，衣服的厚度足以让下巴搁在上面，若是双臂交叉，大概会有抱着孩子的感觉。他们坐着，身前放着几个外面放柑子的那种箱子，两个垒起来，放在稍远的地方，稍近的地方是两个空箱子，一个放果皮，一个放果子。没错，他们在做的，是剥果皮的过程。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可以收缩的小刀，或是其他类似的较锋利的东西，只露出短短的一点刀片，每拿起一个柑子，他们便以极快的速度用小刀划开果皮，然后向旁边扯开，反复一两次，果皮就全都被分离开了。坐在窗户和门附近的阿姨会时不时地“放哨”，外面有了新浸完水的柑子，她们便招呼一声，一齐冲出去，抢几箱进来。旁边的平房里，还有另外一批工作的阿姨，两边的人们似乎成了两个阵营，争着拿到更多的柑子，同一间屋子的每个人，也暗暗地争着什么，干劲十足
我妈将我安置到靠窗的一个角落，帮忙进行剥柑子的第二步，分瓣。罐头厂最终要的成品，是分成一瓣一瓣的果实，大概是为了方便制作罐头。我要做的工序其实很简单，把我妈已经剥完皮的果子，用手掰开，然后沿着外侧凸起的纹路，将每一瓣分离，没什么难度，却又很多的窍门。起初我一点一点地掰，刚剥出来的果子水分比较足，分离起来比较方便，不过因为木火的缘故，靠近火堆的果子很容易被烤干，变得不容易掰，稍稍用力，内皮就会破掉，汁水溅满手指，寒冬腊月，有点凉。不一会儿我的手便黏糊糊的，几处还没完全结痂的小伤口，被果汁浸入后有点火辣的痛感，不过其他地方被汁水冲刷后，看起来倒是白皙了几分，莫非是维生素的缘故？
阿姨们在分瓣的时候，大多手里会那有一种类似放大版斧子的东西，又有点类似某些餐厅的牙线的形状，或者是去掉了手柄的弹弓。U形的手柄之间，是一根较粗的铁丝，用铁丝勒住果子的瓣际线，然后轻轻一拉，果瓣就分开了，动作重复起来比较方便，效率也比较高，但是我不习惯用，所以分起瓣来很慢，据我爸说，他帮忙的时候一个小时能掰完三箱，而我一个半天才完成了三箱左右。
前来剥柑子的人，大多子女已经成家，自己也在退休年龄左右，但退休年龄在农村没什么实际意义，只要还能干，就尽量去挣钱，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赚到的钱，大多也是给了子女，或者给孙子孙女留着。
适逢二月初，前一个月的工作量和工资统计也贴了出来，就贴在平房外院子的墙上，每人每天剥了多少斤，都写得很清楚。在工作间待了几天，也算是弄清楚了大概的工作量。每个人一天大概可以完成17箱左右，每箱20多斤。赚的多的，一个月能有两千多块钱，但看着还过得去，但细算一下，罐头厂的管理没有强制性，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前来工作，遇到雨雪或者家中私事，可以选择不去。算下来，出勤率较高的人一个月能有20天左右的工作时间，多的话一天也有三位数的收入。
但是工作强度还是挺大，大多数人早八点到晚8点，中间出了中午吃饭有半个小时左右的休息，其余时间一直在工作，互相之间的竞争也在无形之中存在着，我很难去理解这种竞争，大概是特定年代的遗留意识。久坐带来的不仅是四肢的疲劳和麻木，脖子长时间低垂，对颈椎也有一定的损伤，更何况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但她们很少会说到累或者辛苦的话题，好像全部的关注点都在于自己掰了多少箱，以及别人掰了多少箱，十分专注，甚至有些乐此不疲。
像这种难度不大的重复性工作，有些地方可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人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慢慢被淘汰，但是在这种小乡村，技术还不能以廉价的方式传入，人工的成本低和易得性还是优势明显。就罐头厂来说，按斤论价，每斤柑子的工价，只有3毛钱。这应该是极度廉价的劳动了，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难以想象了，但是仍然有人愿意去做。按一个人每天17箱，每箱20斤计算，一人一天的收益在102元，工作时间是12小时，甚至更多，每小时的工资不到10元，熟练工的超高效率工作，换来的工资每小时也难以超过15元。每年罐头厂“存在”的时间，大多只有柑橘成熟后的两三个月，寒冬腊月，工作环境也十分简陋，取暖等需求往往一直能是工友之间自己解决。这时再来会看一个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再去想象工人们的工作强度，留给人去思考的空间还是很多。
我试着去想象这样回报率极低的工作为什么还会存在，会什么还是会有像我母亲一样的很多人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一环一环思考下去，发现很容易接近闭环。以人群来说，50岁左右的阿姨们，在农村地区，所接受的教育一般有限，所掌握的技能不足，大多数人囿于时代的限制，即使年轻时期在公社或者厂里做过工，结婚以后八成以上都成了全职主妇，丈夫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尚有田地的，还在从事着仰仗天时的农业生产。年底时节多为农闲期，丈夫们的工作很多也闲下来，二人若不外出找工作做，全家的经济来源都成了问题，虽然有一年的工作收入作为支撑，但是性情里会有闲不住的本能驱使她们去多挣，抓住一切机会赚钱，加上技能有限，这类难度不大，但是对熟练程度要求较高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是首选。现在，在我的家乡这种类型的农村，日常娱乐消遣的形式有限，大多数人只会用打牌来消遣时间，还存在输钱的可能，一般经济水平的家庭也承担不起日夜打牌的成本，与其向外输出，不如找点事情做。但类似罐头厂这类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所要求的技能也不是普遍试用的，所以对改变大家的收入状况效果有限，只能作为特定时节的补充，很难有人跳出这种年复一年的模式，除非技术革新，让这种工作需求消失，那时候又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对比一下我所接触到的大学生兼职，就家教来说，最低的工资也达到了一小时30-50元，在多数大学生看来还算比较低，且所要求的门槛不高。两种工作形式之间的差距很难简单的总结清楚，但是可以直观看出的是，类似罐头厂这种类型的工作，无疑是这个社会环境中最底层的工作，但是仍然有其需求。
市场上的罐头，价格一般也不低，据说本地所产柑橘制成的罐头销售范围很广，甚至出口，从水果收购，人工分离，到分拣制作包装，工序最复杂的，可能就是人工程序了，但是这部分成本被压缩到了极度低的地步，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员工和厂商负责人之间的资源差异，我们当地所说的罐头厂，一般只是某一个包工头聚集起来的一部分人形成的“柑橘分瓣中心”，分瓣完成之后，负责人发给员工工资，并把产品拿去和罐头加工厂交易，其中的利益有多少我们很难去揣测，但就实际观察来看，包工头的收益，比员工的收益高出不少，差距很悬殊。当然，包工头需要提供场地、原材料、加工工具等等，他需要有相对稳定的货源，需要有专门的人员在附近地区向果农收购果子，并联系可靠的加工品收购商，即真正意义上的罐头厂，这些资源很难为一个普通的员工所掌握。但大胆地设想一下，其实包工头和员工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个村镇里面的人，可能只是某个人冒险尝试了筹资办厂，花费了很多初始精力去构建整个关系网，才建立起这种资源差异和收入差异。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包工头和分瓣人员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雇佣关系，但是并没有什么协议来约束这种行为，按量付钱所依仗的，可能只是道德纽带，不稳定的关系，存在很大的风险。
附记：邻里故事
给我妈帮了四天忙，虽说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下来也只有6个小时左右，但是已经是十分疲惫了。那个小平房留下的印象，最多的是柴火的烟气，有种森林的气息，落在衣服上，头发上。指甲盖儿也早早染上了黄色，柑橘的汁水留到手上，也难免会有点腐蚀的效果。
坐在小平房里的几个小时倒也不是安安静静地分瓣，阿姨们的家长里短，街坊领居的奇闻异事，也都轮番上演。平日里出现最频繁的话题，还是所谓“风流事”。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大清，最主要的关切，还是谁和谁退了婚，谁在外面有了人。乡村的圈子相对闭塞，人们对于离婚这件事的看法，大多还是负面的，不管其中的缘由，只要是离了婚，仿佛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记得讲到一家的儿子，因为母亲的原因取了第一任的老婆，但是从不让老婆上楼（当地人住的大多是自家建的几层小房），甚至经常拳打脚踢，也就是家暴。后来这男人在外面干活儿，勾搭上了一个外来的女子，对自家老婆更是态度冷漠了。两人是不是还有孩子没说清，但是最终还是离了婚，两人只有一栋房子是最大的家产，得分。男人拿不出钱，就把房子归了前妻，前妻婆家有点积蓄，分给了那男人。听说后来女人另嫁，生了几个孩子，家里也算幸福，男人过得依旧不算体面。如此听来，倒像是在替女方庆幸，但是讲述者的语气中，更多的是可怜，可怜离了婚这件事。
记得还有一家，女儿待嫁，媒人引荐了一个家境不错的男子，可这家女儿不愿意，也没办法，最终没成。后来，男子做生意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那女子倒不在意，可以家里人炸开了锅，说这女子有眼不识珠，这所谓家里人倒不是父母，而是些看起来亲缘比较近的邻居。当然，讲述者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情绪，我在听的时候倒是有了些感慨，新一代心中的自由婚姻观念已经相对成熟，但成家的事情还是很难绕开家里人的意见，这种意见不是决定之后回去禀报时的意见，而是还没有打算时家里人主动给的意见，很多人在急，但好像都不应该是最急的人，或者说不是最必要去着急的人。
阿姨们大多子女已经成家，说起自家的儿女，除了小时候的有趣事儿，就只剩下如今的金钱问题了，结婚给了孩子多少钱，帮孩子在城里付首付花了多少，孩子回家就只知道当客人，不知道帮忙打理，还时不时伸手要钱。好像说来说去，抱怨偏多，但说去说来，又无形地在比较着什么。
除了家里事，最多的就是奇闻了，简单说是鬼怪之事。说是有一户人家，家里闹鬼，女主人夜里上厕所，打开灯看见一个长发及腹的女人，穿着白大褂，自己被吓到半死，不久就搬出去了。听着是不是很像恐怖电影里女鬼的形象。另外一家，自家的房子修在村口，家里四口，两个女儿，但是慢慢地三个人都去世了，大多是不治之症，后开小女儿被亲戚送到了孤儿院。有邻居说这家一直闹鬼，半夜远远望过去，那户的等从一楼到三楼此地开，然后又此地关上，就像是有人在上下跑窜玩耍。房子卖给了下家，下家没住，在旁边新修了一栋，住到现在没有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风水先生说，原来那家房子休的位置不对，大概是堵住了冥河的河道，所以犯了禁忌。听起来也还蛮有道理，至少在场的人是这么觉得。
这种故事还有很多，大多和鬼魂有关，在此不多讲。
再次就是阿姨们自家的事儿了。有些善于讲故事的阿姨，会很喜欢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很有代入感，用方言讲出来，很有韵味。一个阿姨讲到，当年“双抢”时节（大概是收早稻和抢栽二季稻之间）她刚好怀孕快要生了，家里的母牛也一样，到了农忙最甚的那几天，人和牛都生了，一家人却是急了起来，因为没有劳动力干活儿了。她向公公抱怨怎么当初不能算着点，别把公牛母牛放一块儿，也不回成现在这样，不料公公不经多想，反问儿媳为啥她当时不算着点儿。说完一屋子的人都笑了，唯独我，因为没听懂笑点在哪。后来阿姨们都在议论，大多说的是这公公说话太不经头脑了。这阿姨接着说，她和她男人结婚的时候年级都还不大，男人还像个孩子，只知道玩儿。到生孩子那天晚上，她疼得没办法，让男人送她去镇卫生所。男人帮她放在农村那种牛拉车上，自己推着走，她本就已经疼得厉害了，不料男人玩性不该，到了一个下坡的时候，还开始打邱儿（音），大概就是推着车子，等车子快起来以后坐在推车上玩漂移。她都快吓死了，推车在土路上还一直颠，算是永生难忘了。
在小平房几天，累归累，到一点不无聊，我听着阿姨们的故事，倒也觉得新鲜，那个年代的故事，在我看来已经是“新闻”了。只是我已经完全没法加入她们的话题之中，仿佛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
后记
在家里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可能未来这种陪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这次去罐头厂帮了几天忙，到后来也因为其他的事情耽搁了一两天。体验父母的生活，走过他们的路，的确可以让自己更理解他们一点，但是两代人之间的思维差异，或者说所谓的代沟，已经很难去弥补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问春节回家坚持了几天没有吵架，也由此可以窥测，每当团圆的时候，也有可能是矛盾爆发的时候。在罐头厂的几天，我就静静地帮忙，也静静地听着大家的故事，观察着大家的举止，曾想过把这几天的经历写成一篇类似报道文学的作品，但是我没法把自己的感情因素抽离出去，所以选择以一种记录的方式写下来。像我一样，父母生活在农村，把自己供养到外面读书的人大概有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发现当自己走出去以后，接触了更多的事和人，自己和家乡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远了，有时候一回到家，自己就被打回了原型，这种感觉，不是特别好，假期的最后几天，我已经是格外期待回到学校，逃离老家，但心里又还是有一些亏欠的感觉。我们的背负的期待很多，但是或许没有理由去埋怨，羁绊再多，那也是根之所在，带着家里的故事，才能走得安心。
2018.2.27 湖北宜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