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工作的图书馆里遇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士，几声问候后，便与她用中文交谈了起来。
她告诉我她是嫁到纽西兰（新西兰）来的，并指了指不远处在公共电脑前上着网的一位头发花白的洋人对我说，那就是她的丈夫。
我有些吃惊，看着面前的年龄不过三十几岁的她，有些疑惑地问着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在简单的交流后，我对她说能与她在这个小城里相识实在是缘分，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实在太少了。
“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听了我的话后，她忽然皱起了眉头纠正我道。
我一时无语，为她那在霎那间变得有些生硬的态度而感到有些奇怪了起来。
接下来的许多天，我常常在我所工作的图书馆里遇到她。每一次见到她，我总是与她客气地寒暄几句。私下里却为她对自己身份强硬的更正和声明而心存余悸，试着与她保持着距离。
同事告诉我，他的先生是一位我们图书馆的“常客”。
我知道从同事嘴里所说的“常客”是具有特别的寓意的，它指的是那一些常年不上班，靠着政府的救济金生活着，并长期在图书馆里蹭英特网的社区里的特殊居民。
“他好幸运，居然能够找到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亚洲媳妇，……”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道，语气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轻蔑感。
就这样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有一天下午，我又在馆里遇到她，她掏出了一封手写的繁体中文信笺递给了我。
“……这是？”我有些疑惑地问她道。
“这是写给我丈夫的，我的英文不好没法跟他说清楚，所以麻烦你帮我翻译成英文。如果他做不到我所要求的事儿，我就跟他离婚!”她用坚定的语气大声说道。
我下意识地转身看了看正站在我身旁书架子前整理着书籍的洋人同事，在心里庆幸着她刚刚说出的话，所使用的语言是中文。
匆匆地与她交谈了几句后，我将那一封信放入口袋里转身回到了我所工作的前台。
那以后的几天，繁忙中的我几乎忘记了她和她要求我帮忙翻译的那一封信，直到再次在图书馆遇到了她，并被她问起了有关那一封信的翻译情况后，才在午休的时候，将那一封信从包里取了出了。
我在那封信中了解到:原来她的丈夫不仅从来都没有工作过，还曾经与前妻一起吸过毒，并且育有一个正在监狱里服刑的儿子;而现在，她的丈夫不但没有放弃吸毒，并且仍与前妻为金钱和毒品而纠缠着……
在那一封信里，她向丈夫提出了尽快地为她办理移民手续，并且与他的前妻一刀两断的要求。“如果做不到，我就离开你!”她在信里这样说道。
看着同是中华同胞的份上，我在繁忙之余帮她把那封信翻译了出来。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我在圣诞前夜小城海滨公园的绿草地上，看到了正坐在一起观看着圣诞夜表演的她和她的丈夫。她没有看到我;我也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遥望着那一对老夫少妻的背影……
转眼到了中国的春节，国内忽然爆发的冠状病毒感染的消息牵动着小城里每一个人的心。
我在小城的超市里遇到了正在购物的她，正想与她打招呼，却看到她将脸转向一边，装出了一副没有看到我的样子。
“怎么回事儿？”我在心里嘀咕着，于是走过去对她说了声:“你好。”
她转过头，有些不悦地看着我，并忽然对我说道:“听说你们大陆又有传染病了，我们台湾人可不想跟你们有任何的交往……”
我一时语塞，望着她转身离去的，颇有些高傲的身影，不知为何忽然在心里想起了那一些曾经影响过我青春岁月的，优秀的台湾作家们:琼瑶，林清玄，三毛……
我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想着:也许现实中的台湾，并不像我读到的和想象过的那么简单和浪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