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我选择混合研究方法，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近五年，在导师的课题组没有任何一个师姐或学长尝试过混合研究方法。他们无一不采用成熟的量化研究方法完成了他们的学位论文，交叉滞后、元分析、网络分析、实验设计、干预研究、密集追踪法等等。
因为这些量化研究的方法在我们课题组都已经有了成熟的模板可以借鉴，所以这一届的同门也纷纷选择了与各自的论题相匹配的量化研究方法。其实，我最初也是这样想的。
最初，我用横断面的数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模型在屏幕上跳动，SPSS跑出一串串极具说服力的数字，勾勒出变量之间隐秘的关联脉络。
但是，看着那些冰冷的路径系数，我心里却隐隐觉得空荡荡的。数字能告诉我“是什么”，却无法告诉我“是怎样”和“为什么”。模型里那个起调节作用的心理变量，在现实的情境中到底是什么模样？那些引发情绪的情境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百转千回的心事？
于是，我决定以量化研究的结果作为起点，展开一段质性研究。然而，把量化与质性揉进同一篇论文，绝不是一场轻松的加法。
学界对量化和质性混合方法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们认为，量化和质性像两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人——量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信仰客观与实证；而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建构主义，拥抱诠释与建构。
我如果稍稍处理不当，质性研究就会沦为量化研究的附庸，仿佛在调查问卷的数据库里点缀若干段“温情的小故事”，这将变成方法论上的“拼凑”，这是做研究的大忌。
真正有力量的混合研究，不该将两套话语体系生拉硬拽到一起，而应是进行一场深度的对话。量化搭建了骨架，质性去填充血肉。
比如，我以量化研究跑出来的模型作为框架，去构建质性访谈的提纲。面对那些在量化研究中验证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我不该用它们去“试探”访谈对象，而是应安静地坐下来，听她们讲述真实的故事。
当数字的冰冷与访谈的温热相遇，那些冲突、妥协与生命力，才终于从抽象的概念中浮现出来——这大概就是混合方法的迷人之处。
我左手握着严谨的尺度，右手揣着悲悯的同理心，跌跌撞撞一路走去，尝试着勾勒鲜活的心灵蓝图。
